——遗属泣血追问：谁在逃避死亡真相？
核心提示：一场普通的“急性脑梗死”就医，竟在县域医院演变为长达近500天的生死煎熬，最终以患者陈伟的死亡告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患者的死亡，彭水县人民医院试图用一份患者生前作出的、仅针对其伤残情况的“医疗损害鉴定”，来界定和切割其死亡后果的全部责任。家属伍晓琴悲愤质问：人都入土了，为何不敢做尸检查明真正死因？一份评估“生存状态”的报告，如何能成为判定“死亡责任”的最终依据？这是否是院方为逃避核心过错而进行的程序欺诈？当流程性的“次要责任”背后，是术前评估不足、沟通缺失、延误关键诊断等接连失误时，谁该为一条生命的逝去承担主要代价？
2023年10月29日，正值壮年的彭水县林业局职工陈伟，人生轨迹在走进彭水县人民医院后彻底偏离。因突发上肢无力入院，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却在此后经历了近12小时的马拉松式手术，继而陷入肠梗阻、肠穿孔、腹腔感染的连锁性并发症中。2025年3月11日，在与病魔抗争近500天后，陈伟因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不幸离世，留下悲痛欲绝的妻子伍晓琴、15岁正在读中学的女儿、25岁无稳定工作的儿子以及81岁高龄的老母亲。
然而，比疾病本身更让家属心寒的，是院方对待其死亡的态度与方式。一份由重庆法医验伤所于2024年10月9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成为当前界定医患责任的核心文件。该鉴定明确指出院方存在三大过错：术前评估不足、沟通告知欠充分、术后未尽高度注意义务延误肠穿孔诊断。但其结论——“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系次要原因”——所依据的“损害后果”，竟指的是陈伟生前的“去骨瓣减压术后四肢肌力障碍及中度智能减退、升结肠穿孔延误治疗”。
关键的逻辑与程序黑洞：用“生存鉴定”偷换“死亡定责”
这构成了本案中一个根本性的、无法回避的程序与伦理缺陷：
1.鉴定性质错位：2024年10月的鉴定，是在陈伟仍然在世时所做的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其鉴定对象是“医疗过错与患者当时（鉴定时）已存在的伤残、病情加重等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份报告，从法律和医学上，都不能、也不应直接等同于对“患者最终死亡原因”的责任划分。
2.核心程序缺失：患者于2025年3月死亡。对于涉及死亡的重大医疗争议，查明直接死因、分析医疗过错在死亡进程中的参与度，是划分责任的前提。这通常需要通过尸体检验（尸检）来获得关键病理学证据。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患者死亡后，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尸检。但在此案中，这一查明死亡真相的关键步骤，在患者死亡后并未被有效启动或完成。
3.院方责任逃避：在患者死亡后，院方有义务配合或引导家属明确死因鉴定程序。但现状是，院方试图直接用一份“生前鉴定”中关于“次要责任”的结论，来覆盖和界定其过错行为对“死亡”这一最终后果的责任。这无异于用一份评估“车辆刮擦责任”的报告，去断定一场“车毁人亡”重大事故的主要责任，在逻辑和法律程序上是严重的本末倒置和避重就轻。
遗属的锥心之问：谁在阻止真相浮现？
面对这一明显不公，家属伍晓琴的追问字字泣血：
“我丈夫活着的时候，鉴定说他残疾和感染加重，医院是次要原因。可现在他人都不在了，还是用同一份报告来说对‘死亡’也是次要责任。人死前后的病情是天壤之别，医院后来的治疗、感染的控制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人一死，就不敢用尸检来真正说清楚？”
从肠穿孔到全身感染，再到多器官衰竭，这中间的每一步，医院的过错到底占了多大分量？一份没考虑死亡过程的鉴定，怎么能作为了结一条人命的最终判决书？”
“我们同意做生前鉴定，是为了厘清治疗过程中的问题，不是为了让这份报告在他死后，成为医院推脱死亡责任的‘挡箭牌’。这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更是对生者的二次伤害！”
寻求调解：在程序不公的阴影下，求一条生路
目前，案件经过两次开庭，但因那份本就不应作为死亡定责唯一依据的“生前鉴定”对家属极为不利，诉讼陷入僵局。家属已无力承担无止境的法律拉锯战。
在此绝境下，家属的诉求已从单纯的赔偿，升级为对程序正义和事实真相的呼吁。他们恳请彭水县人民医院及相关上级卫生监管部门：
1.正视程序缺陷：公开承认，用“生前伤残鉴定”直接界定“死亡责任”存在重大瑕疵，不应作为解决本案死亡赔偿争议的唯一或决定性依据。
2.回归责任本质：抛开形式主义的“比例”游戏，直接基于医院在患者从入院到死亡全过程中已被证实存在的、连续的过错行为（术前、术中、术后），以及对一个家庭造成的毁灭性结果（顶梁柱坍塌、巨额债务、三代人陷入困境），进行整体评估和负责。
3.开启诚信调解：以最大的诚意和担当，与家属进行实质性调解，协商出一个能够保障遗属未来基本生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的全面解决方案。
生命无法用有瑕疵的百分比来切割，真相不应被不完整的程序所掩埋。我们呼吁，责任方拿出勇气，直面自身过错与程序失当共同造成的悲剧，用有温度的担当，来弥补冰冷的程序留下的创伤，给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法律是底线，但医患之间更应有温度。当技术鉴定划下一条线时，人道主义与社会责任理应填补那些“比例”无法覆盖的深渊。我们呼吁，相关方能以积极姿态回应家属的调解诉求，莫让“次要责任”成为漠视生命重量的借口，真正抚慰伤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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