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35年前夫寄来箱冻鱼，我嫌晦气转送，邻居打开后凌晨1点送回|冻鱼|大海|张伟|泡沫箱|离婚|阿伟|陈建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一箱鱼，差点闹出人命，你信吗？这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八十年代，我男人陈建生跟着南下潮跑了，从此人间蒸发。我呢，就在纺织厂里成了人尽皆知的“活寡妇”，一个人拉扯着儿子，把他足足恨了三十五年。

可就在前几天，这个我咒了他半辈子的“死人”，竟从广东寄来一口半人高的大泡沫箱，里面全是冻鱼！我看着就晦气，心一横，转手就送给了对门爱占小便宜的王姐，眼不见心不烦。

谁知道，当天半夜，王姐竟披头散发地来砸我的门，把那箱鱼又拖了回来！她吓得话都说不清，只哆嗦着说，那鱼让她差点犯了心脏病！

我看着那条被剖开的鱼，三十五年的怨恨瞬间被一股彻骨的寒意取代。他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这鱼肚子里是什么能把人吓成这样？

“妈，天冷了，你那老寒腿别又犯了，多穿点。”

电话是儿子张伟打来的，声音隔着滋滋啦啦的电波传来，带着一丝年轻人特有的、仿佛是例行公事般的不耐烦的关心。我蜷在老旧的藤编沙发里，身上那件酱紫色的旧棉袄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也抵不住初冬的寒气从吱呀作响的窗户缝隙里一丝丝地钻进来。

我把目光从窗外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上收回来，那树的年纪比我住进这筒子楼的年头还长，此刻它的枝丫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像一双双伸向灰色天空的、干瘦的手。

“知道了，知道了，”我对着话筒，声音懒懒地应付道，这是我们母子间惯常的对话模式，“你管好你老婆孩子就行，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行，那我挂了啊，孩子闹呢。”电话那头传来孙子尖细的哭喊声，像是在催促。

“嗯。”我应了一声。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屋里瞬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早已习惯，它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包裹着我的每一寸皮肤，渗入我的骨髓。唯一能证明时间在流动的，是墙上那台塑料外壳已经泛黄的石英钟，它“滴答、滴答”地走着，不急不缓，像是在为我这口枯井般的生活数着剩下的秒数。

我裹紧了棉袄，心里那股子空落落的感觉又泛了上来。这日子啊，就像这初冬的天气，干冷干冷的，没有一丝湿润气儿，也找不着什么实实在在的盼头。

刚打了个哈欠，眼皮沉得像挂了秤砣，正准备歪头在沙发上凑合着睡个午觉，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那声音又急又响，完全不是街坊邻居那种试探性的按两下，倒像是有人憋着一股劲，在用生命按门铃，把我吓得一个激灵，差点从沙发上滑下去。

“谁啊！”我老大不情愿地朝着门口喊了一声，从沙发旁边趿拉起那双后跟已经踩平了的棉拖鞋，慢吞吞地往门口蹭。心里还在琢磨，这会儿能是谁？收水费的早上来过了，社区王干事昨天也刚来登记完信息，难道是儿子又忘了什么东西，让快递送回来了？

我伸手拉开那扇漆皮已经斑驳的木门，一股冷风夹杂着一股浓重又陌生的海腥味儿，劈头盖脸地就扑了我一脸，呛得我往后退了一小步。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蓝色快递工服的年轻小伙子，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的年纪，冻得鼻头通红，嘴里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他身后，立着一个半人高的白色泡沫箱，那箱子看起来分量不轻，箱子角已经被水浸得有些发软，正慢悠悠地往下滴着水，在我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晕开一小滩深色的水渍。那股霸道的腥味，就是从这个箱子里散发出来的。

“您好，是林淑琴女士吧？”小伙子一边说着，一边从腋下夹着的一沓快递单里抽出我的那张，递到我眼前。

我心里纳闷得紧，我叫林淑琴没错，可我这辈子最远就去过省城，亲戚朋友也都在这小城里住着，谁会从海边给我寄东西？我凑过去，眯起昏花的老眼，费力地去看那张被水汽洇湿的快递单。

地址、电话，都清清楚楚地是我的，没错。我的目光缓缓移到寄件人信息那一栏。

当“陈建生”那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毫无预兆地、狠狠地扎进我眼睛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连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陈建生。陈建生。

这个名字，我以为我早就把它连同那个人一起，埋进了记忆最深处的坟墓里，还用三十五年的光阴给他堆起了一座高高的坟头，永世不得超生。可今天，它就这么突兀地、鲜活地，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三十五年前，我们还住在这栋刚刚建好的纺织厂筒子楼里。那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三十岁，儿子张伟刚满三岁，还只会奶声奶气地跟在他屁股后面喊“爸爸”。

那时候的他，也是这般高高大大地站在我面前，一米八的个子，肩膀宽阔，眼睛里总是闪着不安分的光。

我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身上是好闻的肥皂味。他说，淑琴，报纸上天天说改革开放了，南边遍地是黄金，你看隔壁老王家的二小子，出去一年就寄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也去闯一闯，我不能让你和儿子跟我一起窝在这个小地方受穷。等我挣了大钱，就回来给你和儿子盖咱们市里最气派的大房子，让你风风光光地当地主婆！

他的话滚烫，他的胸膛滚烫，把我的心也烧得滚烫。我信了，我信了这个男人画下的大饼。

我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又找我娘家借了点，给他凑足了路费。我抱着刚满三岁的张伟，把他送上了南下的那趟绿皮火车。火车站里人山人海，空气里混杂着汗臭和劣质烟草的味道。火车开动的时候，汽笛声尖利地响起，他把头费力地探出拥挤的车窗，冲着站台上泪流满面的我大声喊：“淑琴，等我！一定等我回来！”

这一等，就是一生。

起初的一两年，还有零星的钱和只言片语从一个叫“深圳”的遥远地方寄回来。信上说，他进了工厂，后来又跟人合伙做了点小生意，一切都好，让我们娘俩放心。再后来，信越来越少，钱也没了，最后，这个人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茫茫大海，彻底没了音讯。

我一个人在纺织厂三班倒，拉扯着儿子长大。厂里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每天都在我身上割来割去。“淑琴啊，别等了，男人在外面见了花花世界，哪还记得家里的黄脸婆哦。”“听说陈建生在外面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孩子都生了。”“真是个没良心的，抛妻弃子，不得好死！”

我嘴上跟着一起骂他没良心，骂他不得好死，心里却一天一天地冷了下去。从最初的翘首以盼，到后来的失望，再到彻底的绝望，最后，是死心。在我心里，陈建生这个人，早就在三十五年前那个拥挤、嘈杂、充满了告别气息的火车站台，对我来说，就已经“死”了。

“大娘？大娘您签个字啊？这箱子沉，我还得送下一家呢。”快递小哥的声音把我从深不见底的回忆里硬生生拽了出来。

我猛地回过神，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碰了一下，立刻往后退了一大步，对着小哥连连摆手，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利又干涩：“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收！你拿走，这是送错了！”

“哎，大娘，没错啊。”小哥一脸为难，冻得通红的手指着单子上的信息，“您看，这地址、电话、姓名都对得上。再说了，这冷链箱都开始化水了，我们这规定，生鲜件是不能拒收的，我们也没法退回广东去啊，这么远的路，这鱼一退，路上就全臭了。您就行行好，签了吧，啊？”

我们的争执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突兀，引得左右几户邻居的门都开了一条缝，一颗颗好奇的脑袋探了出来，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

我这辈子，穷过，苦过，可这张脸面比什么都重要，最怕的就是在人前丢份儿，让人看笑话。在那些混杂着同情、好奇和揣测的目光注视下，我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地烧了起来，像被人当众扇了两个耳光。

最后，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一把从快递小哥手里夺过那支油腻腻的圆珠笔和签收单，在需要签名的地方胡乱划拉了一个谁也看不清的字。

然后，我几乎是从他手里抢过那个箱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地上拖出一道刺耳的摩擦声，把它拽进了屋。

“砰”的一声，我重重地关上了门，把所有探寻的目光和那个男人的名字都隔绝在了外面。那个巨大的白色泡沫箱，就那么突兀地、沉默地停在客厅的正中央，像一口专门为我准备的、充满了不祥气息的白色棺材。

那口白色的“棺材”就那么静静地摆在客厅里，我那本来就不大的家，瞬间显得更加逼仄。箱体上凝结的水珠，顺着白色的泡沫壁滑下来，在地板上积了一小滩深色的水渍，像一块丑陋的伤疤。空气中那股又腥又咸的味道，仿佛带着遥远南方海边黏腻的湿热气息，霸道地钻进我屋里每一个角落，也像一只无形的手，搅乱了我心里那潭早已波澜不惊的死水。

我绕着它走了好几圈，像一头被困在狭小笼子里的老兽，坐立难安。我盯着箱子上“陈建生”那三个字，心里翻江倒海，无数个念头在脑子里乱撞。三十五年了，整整三十五年，他到底想干什么？

炫耀吗？他是在炫耀他现在过得好了，飞黄腾达了，能吃得起这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据说是从深海里捞上来的名贵海鱼了？还是说，这是在嘲笑我？嘲笑我这几十年守着这间破败的筒子楼，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买棵白菜都要跟小贩磨半天嘴皮子，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像个守财奴？

又或者，这是一种施舍？他以为寄来一箱死鱼，就能弥补这三十五年来的空白，就能抵消掉我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的所有辛酸和血泪？

我越想，心里的那股无名火就烧得越旺，胸口堵得像塞了一大团浸了水的棉花。一股积压了半辈子的委屈、不甘和滔天的愤怒，猛地涌上喉咙。

我恨不得立刻打开窗户，使出我这身老骨头的所有力气，把这箱莫名其妙的东西从五楼扔下去，让它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摔个稀巴烂！

我冲到沙发边，拿起那部红色的老式电话，手指哆哆嗦嗦地在按键上戳着儿子的号码。我想打给他，我想声嘶力竭地告诉他，张伟，你那个“死”了的爹又“活”了！他给我们寄东西来了！你快回来看看这个畜生又想耍什么花招！

可号码拨到一半，我又猛地按掉了挂断键。

我能说什么呢？告诉儿子，那个在他三岁时就狠心抛弃了我们的人，现在假惺惺地来示好了？我该怎么跟他说这件事？我不想让“陈建生”这个带着屈辱和痛苦的名字，再次搅乱我们母子俩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的生活。

儿子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烦心事，房贷、车贷、孩子的奶粉钱，哪一样不压得他喘不过气。我一个人把这三十五年的苦都熬过来了，不能再把这些发了霉、生了蛆的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给儿子添堵，让他跟着我一起难受。

就在我坐立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麻，不知道该拿这箱子怎么办的时候，对门的王姐推门进来了。她嗓门大，人也热情，就是有点爱打听事儿。她手里端着个空碗，还没进门，她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就先到了：“哎，林姐，在家呢？没睡午觉吧？我过来借几根葱花，我家里的吃完了，懒得下楼了。”

她一脚踏进门，一眼就看到了客厅中央那个极其扎眼的白色泡沫箱，眼睛顿时像两个二百瓦的灯泡一样亮了起来：“哎哟！林姐，我说什么来着，还是儿子好吧！你看你看，这是从哪给你寄来这么一大箱好东西？看这包装，这么讲究，得是挺贵的海鱼吧！你儿子可真孝顺啊！”

王姐这番大嗓门的话，像是一把意料之外的钥匙，突然给我心里那把被往事锈死的锁给“咔哒”一声打开了。一个念头，像一道闪电，飞快地划过我的脑海。

我脸上的愁云瞬间散去，努力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顺着她的话就往下说：“是啊，可不是嘛。这孩子，就是瞎花钱，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说我一个老太太，牙口也不好，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海鱼？家里那小冰箱，塞两棵白菜就满了，哪放得下这么个大家伙。这天儿，放外头又怕招猫，放屋里又怕坏了，正愁着呢！”

我说着，也不管王姐同不同意，走过去就热情地抓住她的胳膊，连拖带拽地把那个沉甸甸的泡沫箱往她家门口推。

“王姐，咱俩这邻居当了快二十年了，谁跟谁啊，客气啥！你快拿去，拿回去分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都尝尝鲜，就当是帮我个大忙！不然放我这也得放坏了，那不是糟蹋东西嘛！”

“哎哟，林姐，这……这怎么好意思……”王姐嘴上推辞着，脸上却已经乐开了花，手也顺势扶住了箱子，“这么贵的东西……那……那我就真替你分了啊？你可真大方！”

“分！都分了！尽管拿去吃！”我像是急于甩掉一个烫手的山芋，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急切。

送走了满心欢喜的王姐和那箱鱼，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千斤重担。我靠在门框上，感觉整个屋子的空气都清新了不少。我立刻转身，拿起墙角的拖把，沾了水，把客厅地上那滩融化的水渍，来来回回、仔仔细细地擦了五六遍，直到那块地板被擦得能照出人影，比屋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干净。我好像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个男人留下的所有痕迹，都从我的生活里，彻底地、永远地抹去。

可当屋里再次安静下来，只剩下电视机里咿咿呀呀唱着《锁麟囊》的声音时，一种莫名的、无法言说的心慌感，却像一条滑腻的小蛇，悄无声息地从我心底最阴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眼睛不受控制地盯着刚才箱子放过的那个位置，心里有个细小的、不属于我的声音在不停地问自己：

林淑琴啊林淑琴，你真的就一点不好奇吗？

三十五年，杳无音信，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寄一箱死鱼来。这箱鱼里，会不会……会不会藏着他这三十五年来的答案？他为什么离开？他过得好不好？他还……记不记得我？

我烦躁地摇了摇头，起身走到电视机前，把音量旋钮拧到了最大。热闹喧天的锣鼓点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我试图用这种喧嚣来驱散脑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可那个念头像一根又细又长的刺，已经不由分说地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拔不出来，还随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隐隐作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个大早。我换上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照常去了楼下的小公园晨练。冬天的公园里人不多，稀稀拉拉的，都是些跟我一样早起的老头老太太，个个都是熟面孔。

我强打起精神，表现得比平时更高兴，话也更多。见了人，隔着老远就挥手打招呼。

“张大爷，早啊！今儿风大，您那帽子戴严实点！”

“刘大妈，你这身新衣服真精神！”

我主动拉着一起跳扇子舞的老李，问她孙子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有没有拿到三好学生。我好像急于向全世界证明，我的生活很好，很快乐，没有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影响。

老李被我问得莫名其妙，她停下动作，拍了拍我的肩膀，奇怪地问：“淑琴，你今儿是捡到钱了？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跟吃了蜜似的。”

我哈哈一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洪亮了不少：“人老了，活一天就得乐一天嘛！不想那些烦心事，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笑声有多空洞，多勉强。后来跟着大伙儿一起打太极的时候，我总是走神。一个简简单单的“白鹤亮翅”，我脑子里却突然闪过陈建生当年教我这个动作时的样子，他宽大的手掌包裹着我的手，耐心地调整我的姿势。就这么一晃神，我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摔一跤，惹得旁边的人一阵惊呼。

我的脑子里，像有个坏掉的、卡壳的放映机，翻来覆去地播放着那只该死的白色泡沫箱，还有“陈建生”那个让我又恨又痛的名字。

他现在是什么模样了？是像厂里那些退了休的老师傅一样，头发花白稀疏，满脸都是沟壑般的皱纹，背也驼了？还是像电视里演的那些大老板，挺着个油腻的啤酒肚，脖子上戴着粗金链子，油光满面？他还记不记得我和儿子的样子？

这些我以为自己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也毫不在乎的问题，如今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后，从记忆最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冒出来的毒蘑菇，一个接一个，怎么也摁不下去，反而越长越多。

下午，老姐妹们照例在居委会的活动室里凑了一桌麻将。

我坐在老位置上，心思却完全不在牌上。手里明明抓着一把清一色的大好牌，却频频出错牌，不是打错了张，就是忘了吃碰。对家的老张是个急脾气，她把一张“二饼”重重地摔在桌上，没好气地埋怨道。

“林淑琴！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魂都跑哪儿去了？想什么呢？这牌还能不能打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连忙道歉：“老了，老了，脑子不好使了，你们多担待。”心里却是一阵苦涩。我想的，是三十五年前，陈建生也爱打麻将，他的手气总是很好，每次赢了钱，都会给我买一根巷口老大爷卖的麦芽糖。那糖黏牙，却甜到了心里。

晚上，儿子照例在八点钟打来电话，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他每天问一遍我今天过得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吃了什么，然后就算尽到了孝心。

我握着冰凉的话筒，听着他略带疲惫的声音，几次想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他，可话到了嘴边，又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住了一样，硬生生咽了回去。

“妈，你怎么今天不说话？”儿子还是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没事，”我清了清嗓子，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就是……突然想问问你。”

“问什么？”

我鬼使神差地，还是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桓了一天的问题：“阿伟，你……你还记得你爸长什么样吗？”

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足足有十几秒钟，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然后，儿子有些不解和疏离的声音传来：“妈，你怎么突然说这个？我三岁他就走了，我哪还记得。在我心里，我就没这个爸。行了，不说了，孩子哭了，我得去看看。”

“嘟嘟嘟……”

听着电话里冰冷的忙音，我心头一阵彻骨的冰凉。是啊，在他心里，早就没这个爸了。这也是我这些年一手教育出来的结果，我告诉他，你爸死了，不要再提他。现在，我却自己打破了这个谎言。这个男人，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是我一个人的过去，我不能，也不该再把他拉进儿子平静的生活里，去撕开他早已愈合的伤疤。

傍晚时分，我去楼下倒垃圾。刚走到楼梯拐角，就碰见了提着菜篮子回来的王姐。她一看见我，就像见到了亲人，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嗓门在整个楼道里回荡：

“哎呀林姐，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你给那鱼，真是绝了！我琢磨着那么名贵的鱼，没敢乱动，昨天晚上就先收拾了一条出来，学着电视里教的，做了个清蒸，你猜怎么着？那鱼肉鲜得，我老头子一边吃一边说，眉毛都要鲜掉了！今儿晚上我准备再做一条红烧的，等会儿做好了，我给你送一大盘过去尝尝！”

“不用不用！”我像被针扎了一下，触电似的甩开她的手，连连摆手，“你们吃，你们吃就行！我晚上吃过饭了，吃得饱饱的！”

我几乎是找了个借口，落荒而逃，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了自己家。我靠在门后，大口地喘着气。我害怕，我害怕尝到那鱼的味道，我怕那味道会变成一把钩子，穿透我的喉咙，把我整个人都拖回那个我拼了命、用了半辈子时间才勉强逃出来的、充满了等待和绝望的过去。我甚至能想象到，王姐家厨房里，那股鱼的鲜味正从门缝里飘出来，像一个幽灵，在楼道里游荡，寻找着它的“正主”。

这一晚，我彻底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像一张在热锅上烙来烙去的饼，怎么躺都不舒服。眼睛瞪着漆黑的天花板，那里仿佛有一块巨大的银幕，不受控制地播放着过去那些早已褪色的片段。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苍蝇在嗡嗡作响，吵得我头疼欲裂。

我想起他离开前的那最后一晚。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我能感觉到他宽阔的后背在微微颤抖。他在我耳边，用一种近乎发誓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淑琴，你等我，等我回来，我一定让你和儿子过上好日子，让你成为全厂里最让人羡慕的女人。他的呼吸滚烫，他的承诺滚烫，把我的眼泪都烧干了。

我想起他刚走的那两年，我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抱着还不太会说话的儿子，跑到厂区门口的大榕树下，等着那个穿着绿色邮政制服的邮递员。

每次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巷口，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伸长了脖子张望。可一次又一次，邮递员都只是对我摇摇头，然后骑着他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远去。儿子在我怀里，用小手指着邮递员的背影，咿咿呀呀地问：“爸爸……信？”我只能把他抱得更紧，说，爸爸忙，明天，明天信就到了。

我想起后来彻底没了消息，厂里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我身上，割得我体无完肤。我在人前强撑着笑脸，假装自己毫不在乎，说那种没良心的男人，不要也罢。可一回到家，关上门，我就再也撑不住了。我抱着被子，把头深深地埋在里面，不出声地、撕心裂肺地哭，眼泪把枕头都浸湿了一大片，第二天早上起来，枕头上是一圈冰凉的水渍。

三十五年的委屈、怨恨、不甘，像涨潮的海水，一波接着一波地冲刷着我这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几乎要把我这个瘦小的老太太给彻底淹没。

可就在这无边无际的怨恨之中，一个我拼命压抑的念头，却不合时宜地、顽固地冒了出来：我开始后悔了。

我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冲动，那么死要面子，把那箱鱼不由分说地送给了人。那或许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能得到答案的机会。

万一……万一他不是发达了来炫耀呢？万一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呢？万一……他是生了什么重病，想在临死前，看我们最后一眼，或者，留下点什么……

我不敢再想下去，这个念头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让我疼得喘不过气来。我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冷得刺骨的凉白开，一口气喝了下去。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进胃里，可心里的那股燥热和恐慌却丝毫没有减退。我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冷风瞬间灌了进来，让我打了个哆嗦。窗外，是深不见底的黑夜，整个居民楼都睡熟了，安静得有些可怕，只有远处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汽车，留下短暂的轰鸣。

墙上的石英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在这死寂的深夜里，它的声音被放大了无数倍，每一声都像一把小锤子，不轻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让我愈发烦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眼睁睁地看着墙上时针那短胖的指针，像个蹒跚的老人，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向了数字“12”。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毫无来由地快，像是擂鼓一样，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我甚至冒出一个极其荒唐的念头，我是不是该现在就去敲王姐家的门，找个借口，说我突然嘴馋了，想尝尝那鱼的味道，把剩下的鱼都要回来？

可现在都半夜十二点了，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这不成天大的笑话了吗！王姐肯定会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

就在我胡思乱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里团团转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阵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那声音听起来跌跌撞撞的，完全不像是正常走路，倒像是在逃命。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猛地停在了我家的门口。

我屏住呼吸，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整个人都僵住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紧接着，“咚！咚！咚！”

一阵惊慌失措的、剧烈的敲门声，在这死寂的午夜里，像一声平地惊雷，在我耳边猛地炸开。那敲门的力道之大，震得我家的门板都在嗡嗡作响。

敲门声里，还夹杂着对门王姐那压抑着极度恐惧、完全变了调的尖利呼喊：

“林姐！林姐！快开门啊！出事了！你家的鱼……你家的鱼出大事了！”

王姐那声嘶力竭的、变了调的呼喊，像一把锥子，瞬间刺穿了午夜的死寂，也刺穿了我紧绷的神经。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所有的胡思乱想都在这一刻被撞得粉碎。也顾不上多想，我手忙脚乱地冲到门口，因为太过紧张，手抖得连门锁都拧了好几次才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