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湘军大营里杀气腾腾，鲍超这会儿正骑在马上，威风得不行。
这人后来官至提督，封了“壮勇公”，在晚清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位爷差点饿死在街头。
那时候家里穷得耗子都绕道走，为了能活下去，他一咬牙，干了件现在听起来能把人惊掉下巴的事儿——把自个儿媳妇给“租”出去了。
你没听错，不是卖，是租。
这事儿在那个年头，虽然说出来不好听，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连这么个硬汉，在肚皮贴后背的时候，也得把男人的尊严揉碎了咽肚子里。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盛世”底下，最见不得光的一道口子。
说起来，这事儿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典妻”。
那时候的人，脑回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们觉得老婆是伴侣，他们觉得老婆有时候就是个能变现的资产。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共享经济”吗？
不过共享的是大活人。
这买卖还有一套特正规的流程，绝不是黑市那种偷偷摸摸的交易。
得找中间人，得写契约，还得画押。
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租期三年还是五年，租金是一百大洋还是八十吊钱。
最绝的是那个条款，冷冰冰得让人发抖。
比如“典雇期间，女子归典主所有”，原来的丈夫别说睡觉了，连看一眼都不行。
生下来的孩子？
归出钱的那家，跟亲妈没半毛钱关系。
时间一到，女人还得收拾铺盖卷回原来的穷家去。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哪里像是在谈论一个人？
分明是在租赁一台会呼吸的生育机器。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态的规矩？
说白了，就是穷闹的。
清朝中后期，特别是太平天国那一阵子，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
江南、西北那边，男多女少，光棍成堆。
对于原来的丈夫来说，这叫“断臂求生”。
在这个残酷的算计里，女人不是人，是用来换命的筹码。
把自己老婆租出去几年，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还能拿回来一笔救命钱，这账怎么算都划算。
而在买家那边，通常是那种有点闲钱的小地主，或者是娶不起正房的老光棍。
他们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可明媒正娶太贵了，彩礼、酒席，那都是无底洞。
这一比，“租”个媳妇就便宜多了，不需要三书六礼，付了租金就能借腹生子，性价比极高。
两个男人在契约上按手印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赚了，只有那个女人，像个牲口一样被牵来牵去。
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契约结束的那一天。
你想想那个画面：女人在买家待了三年，辛辛苦苦怀胎十月，生了个大胖小子。
按照规矩，任务完成，她得滚蛋了。
孩子是绝对带不走的，那是人家花钱买的“货”。
女人听着身后亲生骨肉哭得撕心裂肺，却被买家的大老婆一脸嫌弃地推出门外。
回到原来那个家，日子就能好过吗？
难。
那个当初为了钱把她送走的丈夫，看着她的眼神里早就没了情分，只有尴尬和算计。
更讽刺的是，好多男人拿了那笔“典妻钱”，根本没想着好好过日子，转身就扔进了赌场。
钱输光了，再看回来的妻子，眼神又不对了——这神情，像是在琢磨能不能再“租”一回。
这种日子，就像钝刀子割肉，不致命，但疼得你没法呼吸。
这种把女人物化到极致的陋习，虽然大清律例上写着严禁“卖妻”，但这中间有个巨大的灰色地带。
官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有了那张契约，就被默认为是“家务事”。
从汉代的雏形，一直到清民时期，这条黑色的产业链就这么运转了上千年。
直到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横空出世，明确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这股在历史阴沟里流淌的毒水，才算是被彻底截断了。
今天再翻看这些发黄的契约，不是为了猎奇，是为了记住。
那个时代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穷，而在于穷到把人变成了鬼。
那些按在纸上的红手印，每一个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1950年5月1日，当那个新法律颁布的时候，无数在深夜里无声哭泣的母亲，终于等到了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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