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环球时报》专访报道、《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回国后的和平实践》、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开资料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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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学者神情肃穆地注视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庄严仪式。
他是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
这位长期从事日军侵华史研究的学者，在随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以异常严肃的语调说出了一番令学术界震惊的话：
"近年来，每次回到日本，我都深感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已偏离实际，陷入自以为是的状态。甚至在日中友好活动现场，都能看到对中国抱有警惕的人在增多。"
石田隆至的这番表述，并非学者的一时感慨，而是基于他30多年学术研究的深刻观察。
作为一名致力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日本知识分子，他见证了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逐步渗透，目睹了两国民众认知差距的不断扩大。
这位在国际和平研究领域享有声誉的学者，用客观而严谨的学术态度，揭示了当代中日关系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一】学术转向的历史背景与个人选择
石田隆至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转变，这一转变深刻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术界面临的历史认知危机。
在学术生涯初期，石田隆至专注于印度反殖民独立运动的研究，这一领域属于南亚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回顾：
"我原本从事印度反殖民独立运动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将研究重点转向日本自身面临的历史问题，以及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上。"
这一转向并非偶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中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试图重新解释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往往采用淡化侵略性质、美化军国主义政策等手法。
石田隆至作为一名严肃的历史学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势可能对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多次采访战犯及战后审判亲历者的过程中，我开始深入思考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卓越性及其延续至今的重要意义。"
石田隆至的这一表述，反映了他通过实地调研和口述史料收集，逐步形成对中日历史关系的客观认知过程。
石田隆至的研究方法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他广泛接触了曾在中国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及其家属，收集了大量口述史料和个人回忆录。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事实基础，也使他能够从微观视角审视宏观的历史进程。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石田隆至与中国学者合作，出版了《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回国后的和平实践》一书。
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以及这些战犯回国后的思想转变和社会活动。
该书的出版，为中日两国学术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两国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客观的参考资料。
石田隆至在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国际化的学术平台。
该研究所成立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确立时期，致力于和平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研究。
石田隆至在这一平台上，不仅进行学术研究，还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向日本社会传播客观的历史认知。
同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副研究员的经历，使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学术界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他提供了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这种跨国学术合作模式，体现了他对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与相互理解的积极态度。
石田隆至的学术转向，不仅是个人研究兴趣的改变，更反映了一位有责任感的学者对时代问题的敏感回应。
他选择将学术精力投入到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实际上承担了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推动历史认知客观化的学术使命。
【二】战犯研究中揭示的历史真相
石田隆至在研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改造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事实，这些发现为理解中日战后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根据石田隆至的研究，"从中国回国的战犯与从其他国家回国的战犯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而且从不回避。"
这一观察基于他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分析和比较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战犯审判中，被称为"一号战犯"的铃木启久在法庭上的表现成为历史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审判记录，铃木启久在受审时表示："想到那些被我毫无理由地加以杀害的人，我的心就像要碎裂一样难过。"
这一表述反映了经过审判和教育后，战犯对自身罪行的深刻认知。
同样，陆军中将藤田茂在法庭上的认罪表现也被详细记录。
藤田茂曾宣称"以死效忠天皇"，但在接受审判后当庭认罪："我真是完全丧失人性，最残酷、可憎恨的一个人。"
这种态度的转变，体现了新中国战犯改造政策的特殊效果。
石田隆至的研究显示，这些从中国回国的日本战犯在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
该组织的成立目的是在日本社会介绍真实的侵略战争历史，传播和平理念。
藤田茂作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曾两次率领"中归联"代表团访华，均受到当时中国政府高层的接见。
"中归联"的活动范围覆盖日本全国各地，他们通过演讲、出版回忆录、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向日本民众介绍侵华战争的真实情况。
这些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促进日本民众对战争历史的客观认知发挥了积极作用。
石田隆至指出，"回国后，他们对自己破坏和平的行为有深刻认识，都自发成为和平理念的传播者，并且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持续不断。"
这一现象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中具有特殊意义，体现了通过人道主义政策实现思想转化的可能性。
根据石田隆至的研究，这些战犯在中国期间接受的教育和改造，不仅改变了他们对战争性质的认知，也使他们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证言，为日本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的和平诉求提供了重要渠道。
这一研究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教育和人道主义政策实现和解的可能路径。
这些战犯的转变过程，不仅是个人思想的转化，也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法。
石田隆至的研究还涉及这些战犯回国后在日本社会的境遇和影响。
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这一代人的逐渐离世，他们的影响力在日本社会中逐步减弱。
这一变化过程，为理解当代日本社会历史认知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当代日本社会对华认知的现状分析
石田隆至基于长期的实地观察和学术研究，对当代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状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因素。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侵华历史真相的处理方式存在明显问题。
石田隆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日本不仅对历史真相避而不谈，还有意渲染中国所谓的"反日氛围"。这种做法在日本媒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一些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相关电影作品时，往往采用带有倾向性的语言。
例如，当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后，部分日本媒体声称中国社会"正处于反日情绪易被激化的氛围中"。
石田隆至认为，"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中国现实以及中国民众的想法缺乏认知。"
石田隆至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认知偏差的深层原因。
他指出，"由于日本至今没有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明确划清界限，所以中国人民'不再重演南京大屠杀'的和平诉求近来被日方宣传为'反日'，甚至是对日本的'攻击'。"
这一表述揭示了日本社会在处理战争责任问题上存在的根本性困难。
根据石田隆至的观察，"日中两国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隔阂已呈现出扩大趋势，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现象。"
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也深刻影响着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情感态度。
石田隆至特别关注到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群体的感受。
他指出，"很多在日本生活的来自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人士都对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的蔓延怀有不安。"
这一观察反映了历史修正主义对日本社会包容性和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
在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结构中，媒体、教育和网络信息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
石田隆至注意到，"50岁以下的日本民众大多明显受到了历史修正主义影响"，这一现象与互联网普及和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石田隆至观察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代际差异。
他指出，"认为日本需要为战争赎罪、重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中友好一代'逐步凋零。"
这种代际更替对日本社会整体的对华认知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石田隆至在分析中特别强调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现实状况了解不足的问题。
他指出，"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看不到中国民众的'真实面貌'——他们为何而喜悦，怀有怎样的烦恼，期待什么，又为何而愤慨，这些都鲜少被日本民众关注。"
这种认知缺失导致日本民众往往基于片面或过时的信息形成对中国的印象。
石田隆至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两国民众相互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石田隆至还观察到，即使在旨在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中，对华负面情绪也在增长。
他指出，"甚至在日中友好活动现场，都能看到对中国抱有警惕的人在增多。"
这一现象表明，对华负面认知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针对这种状况，石田隆至提出了改善的可能路径。
他认为，"弥合两国隔阂的唯一可能性或许在于直接的民间交流。"
他的观察显示，"有过访华经历或与在日中国人有过接触的日本人，往往会对自己通过日本主流媒体、互联网、学校及家庭教育所形成的中国观进行或多或少的重新审视。"
这一分析揭示了直接交流在改变认知偏差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为促进中日民间交流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发展轨迹
石田隆至对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分析基于他多年的学术观察和实证研究。
根据石田隆至的研究，"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日本否认或模糊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知正在逐渐固化。"
这种固化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普遍认为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时期。
石田隆至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篡改战争性质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迅速兴起"。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变化，为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土壤。
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呈现出多渠道、多层次的特点。
学术界、政治界、媒体界和教育界都成为这一思潮传播的重要阵地。
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已有的历史定论，一些政治家发表修正历史认知的言论，一些媒体开始传播相关观点，一些教科书开始采用模糊化的表述。
石田隆至特别关注互联网时代对历史修正主义传播的影响。
他指出，"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50岁以下的日本民众大多明显受到了历史修正主义影响"。
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特点——去中心化、匿名性、传播速度快——为历史修正主义观点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教育领域，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尤为深远。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成为争议的焦点，一些教科书在描述战争历史时采用了更加含糊或美化的表述。
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认知。
石田隆至注意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代际差异对历史认知的影响。
老一代日本人，特别是经历过战争或战后初期的人群，往往对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有更直观的认识。
而年轻一代则更多地接受经过修正或美化的历史信息。
媒体在历史修正主义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媒体机构通过选择性报道、倾向性评论等方式，逐步改变了公众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石田隆至观察到，这种媒体影响不仅体现在历史问题上，也影响了日本民众对当代中国的看法。
政治层面的历史修正主义表现更加直接。
一些政治家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发表相关言论等方式，表达对历史问题的修正主义立场。
这些行为不仅影响国内舆论，也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冲击。
石田隆至还分析了历史修正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关系。
他认为，历史修正主义往往与对外关系紧张、经济发展困难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学术界内部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
虽然有学者支持修正历史认知，但也有像石田隆至这样的学者坚持客观的学术立场，努力维护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这种学术界内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
石田隆至强调，历史修正主义的危害不仅在于扭曲历史事实，更在于其对日本与邻国关系的长期负面影响。
他指出，"许多日本民众至今尚未深刻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与日本推动改写历史有很大关系。"
2025年9月，当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举办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采取消极态度时，石田隆至作为受邀观礼的日本学者，内心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冲击。
在观礼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一场纪念活动，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念之间的深层次对立。
"日本此前呼吁尼泊尔等多国不参加中国的纪念活动，这不仅是对战争缺乏反省的表现，更是毫不掩饰的殖民主义式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石田隆至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语调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
这位长期致力于中日关系研究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正是因为它们属于加害的一方"。
石田隆至的这一判断基于他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历史责任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纪念活动现场，石田隆至观察到的不仅是中国对历史的庄严纪念，更是一种对和平的深切渴望和对正义的坚定维护。
这种观察使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日本社会当前的历史认知状况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石田隆至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系列事实，让他对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度担忧。
这些发现涉及日本社会历史教育体系的深层问题，涉及媒体信息传播的偏向性，也涉及政治决策层对历史责任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正在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轨迹产生决定性影响。
石田隆至对202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观察和分析，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历史认知分歧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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