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东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这老鬼子活到了82岁，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在那儿喘得像个破风箱。
临死前，他不但没对自己造的孽忏悔，反而像是见鬼了一样，哆哆嗦嗦地对身边人吐出一句大实话：“我不怕中国的军队，但我怕湖南人。”
这一刻，他不是什么陆军大将，就是个被彻底吓破胆的老头。
这话若是从一个普通日军小兵嘴里说出来，顶多算个战后创伤应激障碍。
但这可是冈村宁次啊，著名的“中国通”。
早再1915年，这货就作为谍报人员潜伏进中国搞测绘了，在那儿一蹲就是三十多年。
说句难听的，他对中国地形山川的了解，比咱们好多守将都清楚。
可就是这么个精明到骨子里的战术家，晚年咋就对湖南有了生理性恐惧？
时间回到1938年。
那是抗战最惨的时候，武汉丢了，广州也没了。
夹在中间的长沙，按理说就是日军嘴边的一块肥肉。
但这老鬼子对着地图看了又看，愣是没敢下嘴。
作为情报头子，他太了解湖南人的脾气了——那是出了名的“霸蛮”。
要想吞下这块硬骨头，搞不好得崩掉满嘴牙。
为了求稳，他愣是在周边绕了一大圈，先把南昌、随枣都打了，确信把外围扫清了，才敢战战兢兢地往湖南看。
这种谨慎在狂妄的日军高层里简直是个异类，但也说明他是真怕。
1939年9月，冈村宁次终于动手了。
他集结了第11军精锐，本来想仗着装备优势来个“闪电战”。
结果呢？
一脚踢到了钢板上。
薛岳的第九战区玩了一招“后退决战”，看似在跑，其实是在把日军往口袋里装。
但最让冈村宁次崩溃的，不是国军的战术，而是湖南的老百姓。
当他的装甲车队想往前推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路全没了。
不是被炸了，而是被老百姓连夜挖断了。
从新墙河到捞刀河，方圆几百里的路，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纵横交错的深坑，桥梁也被炸得干干净净。
坦克成了废铁，大炮运不上去，补给线更是彻底断了。
这种“坚壁清野”的狠劲，让冈村宁次明白了一件事：他面对的不是一只军队，而是一片愤怒的土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狼狈撤退，死伤过万。
这一仗把冈村宁次打懵了。
回到武汉，他不甘心啊，像个做错题的小学生一样翻箱倒柜找原因。
最后在一本叫《湖南省要览》的书里找到了答案。
这书是日本人神田正雄写的，里面对湖南人的评价特别露骨：“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
迷信思想深，多慷慨悲歌之情。”
读到这儿，冈村宁次才猛然惊醒。
他一直以为自己在跟蒋介石打仗，其实他是在跟一种沉淀了几千年的“楚地血性”在对抗。
这种血性平时看着像“蛮不讲理”，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那就是“同归于尽”。
明白了也没用，这就是个无解的局。
接下来的几年，湖南成了日本人的绞肉机。
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一度都攻到长沙城下了，甚至能看见岳麓山上的国军大炮。
但也就是这一线之隔，成了过不去的坎。
城里的守军死战不退，外面的援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再加上湖北那边国军的反攻，日军又被打得满地找牙。
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况更是惨烈到了极点。
薛岳祭出了著名的“天炉战法”，说白了就是个巨大的陷阱。
而这一次，湖南老百姓配合得更绝——不仅毁路，还把家里的一粒米、一根草都带走或烧掉。
几万日军在冰天雪地里，饿着肚子被国军围殴。
那一仗，日军伤亡五万多人。
这哪是打仗啊，简直就是集体送人头。
直到1944年长衡会战，日军拼了老命虽然占了长沙，但那种损失，实际上已经把日本陆军最后的精气神都耗干了。
我刚特意去查了下数据，吓了一跳。
八年抗战，中日大型会战22次，光湖南就打了6次。
日军在中国死掉的44万人里，有一半是扔在湖南战场上的。
这片土地，真就是每抓一把泥土都能捏出血来。
更别提湖南人自己，出了210万兵源，排全国第三。
那个“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誓言，真不是喊口号，那是拿几百万条命填出来的。
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震撼，一直伴随冈村宁次到死。
抗战胜利后，按理说这种战犯得千刀万剐吧？
结果你猜怎么着？
因为蒋介石要打内战，居然在1949年通过上海军事法庭判他“无罪”。
这事儿现在想起来都让人火大，也是当时国民党彻底失去民心的铁证。
但他躲过了法律的审判，躲不过心里的梦魇。
晚年的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多次反思那段战争，虽然大多是战术层面的复盘，但唯独提到湖南人时，那种敬畏是藏不住的。
他怕的不是某一个将军，而是那种平时看着散漫，一旦被激怒就敢抱着炸药包跟你一块死的群体意志。
晚年的冈村宁次，只要一闭眼，估计就能看见湖南那些破碎的山河。
1966年9月2日，这个老鬼子终于咽了气，把那份恐惧带进了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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