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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47年二月十五日，太原城内鼓声震天，旌旗招展。
一个身材魁梧、面容沉毅的中年男子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缓缓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高台。
当金黄色的龙袍披在他身上的那一刻，围观的军民齐声高呼"万岁"，声浪如潮水般此起彼伏。
这个男子叫刘知远，今日他将在这座古老的并州城中称帝建国。
就在不久之前，后晋出帝石重贵被契丹俘虏北去，中原大地再次沦入异族铁蹄之下。
契丹军队在中原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汉人百姓苦不堪言。
而那些当年跟着石敬瑭一起当"儿皇帝"的大臣们，此时又纷纷跪倒在契丹人脚下，甘做奴才。
但这个沙陀族出身的刘知远，在血管里流淌着的虽是胡人血液，骨子里却有着比纯正汉人更强烈的汉族认同感。
他不仅拒绝向契丹称臣，更是下诏要将留在中原的契丹人"一律处死"。
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后汉从建立到灭亡，仅仅存在了四年，只传了两代皇帝。
但就是这四年时间，刘知远用他的行动，让中华大地上再次响起了抵抗异族的呐喊。
【一、从沙漠孤儿到帝国栋梁】
刘知远的人生轨迹，堪称五代十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草根逆袭故事。
公元895年，也就是唐昭宗乾宁二年，他出生在太原一个普通的沙陀族家庭。
父亲刘琠只是李克用麾下的一名小军官，母亲则是普通的沙陀族妇女。
沙陀族原本是西域的游牧民族，早在唐代宗时期就开始陆续迁入内地。
他们骁勇善战，逐渐成为唐朝军队中的重要力量。
到了唐末乱世，沙陀首领李克用更是凭借强悍的军事实力，在河东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割据势力。
刘知远的童年充满了颠沛流离。
在他年幼时，父亲刘琠就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母亲带着年幼的刘知远四处奔波，生活异常艰辛。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底层百姓一样，他们经历了战乱的洗礼，见证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刘知远自幼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他不喜嬉戏，沉默寡言，这种早熟的稳重让周围的人印象深刻。
史书记载他"自幼不好嬉戏，沉重寡言"，说明他从小就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到了青少年时期，正值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在太原割据称雄的时代。
河东地区虽然战事频繁，但也为有志青年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年轻的刘知远便投身军旅，在李嗣源部下当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也是当时河东集团中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
他手下兵强马壮，人才荟萃。
刘知远在这个环境中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从最底层的士兵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爬。
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个朝不保夕的乱世。
刘知远凭借着过人的勇武和冷静的头脑，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逐渐崭露头角。
他的身材高大魁梧，作战时勇猛异常，多次在危急关头挽救败局，因此得到了上司的赏识。
最让人称道的，是他曾经两次在战场上救护同袍石敬瑭脱险。
那是在德胜军的一次激战中，晋军与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厮杀正酣。
战况不利，晋军开始后撤，石敬瑭的战马甲胄突然断裂，眼看追兵就要赶到。
千钧一发之际，刘知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良马让给石敬瑭，自己骑着石敬瑭的瘸马断后掩护。
那一刻的生死与共，让两个年轻的武将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石敬瑭脱险后，感激涕零，认为刘知远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往往比血缘关系更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石敬瑭对这个救命恩人感激不尽，奏请将刘知远调到自己帐下担任牙门都校。
从此，刘知远开始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也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牙门都校虽然只是中级军官，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够成为重要将领的心腹，就意味着有了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
刘知远深知这个道理，因此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知远在石敬瑭的部队中地位越来越重要。
他不仅军事能力出众，更重要的是为人忠诚可靠，深得石敬瑭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反对"儿皇帝"的先知】
公元936年，后唐内乱爆发，皇室成员之间争夺皇位，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石敬瑭此时已经是河东节度使，手握重兵，但他与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关系日趋紧张。
李从珂对石敬瑭起疑，决定将他调离河东这个战略要地。
石敬瑭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开始考虑自保之策。
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举兵叛变，但面对后唐的优势兵力，单靠自己的力量显然不够。
在这个关键时刻，石敬瑭的谋士桑维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向契丹求援。
这个计划虽然有可能获得强大的外援，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契丹人绝不会免费提供帮助，他们必然会提出各种条件。
桑维翰起草的那份求援书，内容极其屈辱。
石敬瑭不仅要承认契丹为宗主国，每年进贡大量财物，更要将燕云十六州这样的战略要地割让给契丹。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石敬瑭还要在国书中自称"儿皇帝"，尊称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
当这份求援书的内容在石敬瑭的核心决策层传阅时，即使是一向支持石敬瑭的刘知远都感到震惊和愤怒。
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样的条件太过屈辱。
刘知远提出："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这番话显示了刘知远的政治远见。
他认为向契丹称臣已经是底线，绝不应该自称儿子；可以用金钱收买契丹出兵，但绝不应该割让土地。
他预言割让燕云十六州将会给中原带来无穷后患，这个预言后来完全应验了。
但石敬瑭此时已经骑虎难下，在桑维翰的反复劝说下，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屈辱的条件。
他派遣使者前往契丹，正式提出了求援请求。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接到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答应出兵相助。
契丹军队的南下改变了整个战局。
在契丹铁骑的帮助下，石敬瑭很快击败了后唐军队，占领了洛阳，李从珂被迫自焚而死，后唐宣告灭亡。
936年11月，石敬瑭在契丹的扶持下登基称帝，建立了后晋政权。
作为报答，石敬瑭真的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938年，他正式将燕云十六州的图籍献给契丹，这十六个州包括：幽州、蓟州、檀州、顺州、儒州、妫州、涿州、瀛州、莫州、蔚州、新州、武州、云州、朔州、应州、寰州。
这些州县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经济价值巨大。
燕云十六州位于太行山北麓和燕山南麓，是中原通往北方草原的咽喉要道。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现在这个屏障被拆除了，中原从此门户大开，再无险要可守。
更让人感到屈辱的是石敬瑭的"儿皇帝"表演。
每当契丹使者来到后晋朝廷时，石敬瑭都要跪地接受诏书，表现得毕恭毕敬。
后晋朝廷还要定期向契丹进贡，每年的丝绢就达三十万匹。
这种前所未有的国耻让整个中原士大夫阶层感到愤懑，但慑于石敬瑭的威势，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沉默。
只有刘知远，始终保持着内心的不屈。他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对契丹的不合作态度，这种骨气连契丹人都有所察觉。
据史书记载，耶律德光曾经对石敬瑭说："这个大将很勇猛，以后不要随意舍弃。"
契丹人的这番话，既是对刘知远军事才能的认可，也透露出他们对刘知远民族立场的忌惮。
在后晋建立后的几年中，刘知远凭借自己的军功和石敬瑭的信任，地位不断提升。
他先后担任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归德节度使、邺都留守等重要职务，最终成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掌握了河东这个战略要地的军政大权。
【三、后晋的黄昏与契丹的暴政】
石敬瑭当了七年"儿皇帝"后，于942年忧愤而死。
他的养子石重贵继位后，不愿意再忍受这种屈辱，开始与契丹决裂。这种态度的转变，立即引起了契丹的强烈不满。
石重贵的做法看似有骨气，实际上却缺乏深思熟虑。
后晋的军事实力远不如契丹，贸然决裂只会招致灭顶之灾。
果然，契丹很快就以各种借口对后晋发动了攻击。
刘知远此时已经是后晋的重臣，手握河东重兵。
当契丹与后晋的关系恶化时，朝廷多次要求他出兵抵御契丹，但刘知远采取了一种异常微妙的态度——他既不公开拒绝出兵，也不真正与契丹作战，而是以各种理由拖延观望。
这种策略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可疑，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却体现了刘知远卓越的政治智慧。
他深知契丹的军事实力远超后晋，正面对抗只会导致自己势力的消耗，最好的策略就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944年，契丹开始大举南攻。
刘知远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在忻口与契丹军队交战，取得了一场局部胜利，击败了契丹的伟王。
这场胜利让他得到了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太原王，后来又进封为北平王。
但这些零星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体的战局。
契丹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后晋军队节节败退。
946年，契丹军队攻破了澶州，直逼都城开封。947年正月，开封失守，石重贵被俘虏北去，后晋政权宣告灭亡。
契丹军队占领开封后，耶律德光踌躇满志地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会同十年。
这标志着契丹从一个北方的游牧政权，正式成为统治中原的帝国。
然而，契丹人的统治很快就暴露出他们根本无法适应中原政治的本质。
契丹军队在中原大肆掠夺，美其名曰"打草谷"，实际上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他们的理论是：中原的财物都是战利品，士兵有权自由掠夺。
这种掠夺是系统性的、毁灭性的。
契丹军队不仅抢劫财物，还杀害无辜百姓，奸淫妇女，把中原当成了自己的狩猎场。
许多城市被洗劫一空，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中原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更让汉人士大夫感到屈辱的是，契丹人要求所有的中原官员都要向他们跪拜称臣，完全无视汉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格尊严。
那些曾经在石敬瑭时代就当惯了奴才的官员，此时又纷纷俯首帖耳，争相表示对新主人的忠心。
但民间的反抗情绪却在急剧升温。
从河南到山东，从河北到山西，到处都有农民起义军举起反抗契丹的大旗。
这些起义军虽然装备简陋，但斗志昂扬，给契丹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其中规模较大的起义军有好几支，他们往往以恢复汉人政权为号召，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契丹军队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占据优势，但面对这种全民性的反抗，也感到力不从心。
刘知远在太原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他一方面派遣使者向契丹表示表面的顺从，另一方面却在暗中积蓄力量。
他的使者王峻从开封回来后，向他详细汇报了契丹统治的混乱状况。
王峻告诉刘知远，契丹人在中原的统治完全是掠夺性的，他们没有任何长远的统治计划，只是把中原当作临时的猎场。
耶律德光本人也对中原的复杂政治感到头疼，契丹内部对是否继续占领中原也存在分歧。
王峻的结论是："契丹政治混乱，一定不能攻占中原。"
这个判断为刘知远后来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他意识到，契丹人在中原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只要时机成熟，就有可能将他们赶走。
【四、称帝太原，重建汉统】
果然，耶律德光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中原。
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契丹军队疲于奔命。
更糟糕的是，契丹内部也出现了问题，一些贵族开始质疑继续占领中原的必要性。
947年二月，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耶律德光被迫率领主力部队北撤。
他留下萧翰守卫开封，自己则带着大部分军队返回北方。
这个决定标志着契丹在中原统治的失败。
就在契丹人狼狈撤退的关键时刻，刘知远的部下开始行动了。
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人联名上书，认为"中原没有主人，刘知远威望日益隆盛，众心所归"，劝他趁机称帝。
这个建议并非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策划。
刘知远的核心幕僚集团早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他们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刘知远表面上还要做些推辞的样子，毕竟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皇帝都不能表现得太急切。在部下们"三次上书"的热烈推举下，他终于在太原登基称帝。
这次称帝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刘知远并没有立即改国号，而是继续使用后晋的年号"天福"，将947年称为"天福十二年"。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明自己是后晋的合法继承者，而不是乱臣贼子。
但更重要的是，刘知远随即下达了一系列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诏令。
第一道诏令是"禁止为契丹括取钱帛"，这意味着中原王朝再也不会向契丹进贡。
第二道诏令是"慰劳保卫地方和武装抗辽的民众"，这表明新政权支持一切反抗契丹的力量。
最震撼人心的是第三道诏令："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这道诏令直接宣告了与契丹的彻底决裂，也表明了新政权对契丹暴行的坚决态度。
这些诏令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原本投靠契丹的后晋旧臣纷纷倒戈，各地的反契丹义军也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更关键的是，这些诏令在精神层面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换——从石敬瑭时代的屈膝称臣，到刘知远时代的昂首抗争。
耶律德光得知刘知远称帝的消息后，勃然大怒。
他立即派遣军队前往河东，企图将这个叛逆者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此时中原各地的反抗烈火已经熊熊燃烧，契丹军队根本无法分身前往河东作战。
刘知远趁此机会，开始实施他的南下战略。
他采纳了心腹郭威提出的"由汾水南下取河南、进而图天下"的建议，命令史弘肇为先锋，正式开始了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
这支军队与以往的五代军阀部队有着根本的不同。
他们不是为了个人野心而战，而是打着恢复汉族政权、驱逐异族统治的旗号。
这种政治号召力是巨大的，所到之处都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后汉军队的进军过程异常顺利。
洛阳守将主动开城投降，各地的后晋旧部也纷纷归附。连那些原本投靠契丹的地方势力，此时也开始考虑转换门庭。
六月的开封城，骄阳似火。
当刘知远的大军出现在这座中原重镇的城下时，整个华夏大地都在屏息观望。
此时留守开封的萧翰已经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他匆忙找来后唐宗室李从益，谎称耶律德光有令让李从益管理中原政事，拥立李从益为皇帝，然后自己带着一千名士兵逃回了河北。
李从益深知自己根本无法抵抗刘知远的大军，只能派遣使者向刘知远称臣投降。
刘知远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开封。
进入开封四天之后，刘知远正式改国号为"汉"，同时大赦天下，建立政权。
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暠"，寓意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家天子。
那些留在开封的契丹人已经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
他们曾经在这里作威作福，把汉人当成牛马驱使，强迫汉族官员向他们跪拜称臣。
当大军进入开封后，按照之前的诏令，那些曾经残害汉人的契丹士兵被清理干净。
这个瞬间，距离石敬瑭甘当"儿皇帝"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十一年来，汉人一直在异族的阴影下生活。
而现在，在这座古老的开封城中，一个声音响彻云霄——汉人的王朝重新站起来了。
但历史的残酷很快就要显露出来，刘知远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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