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的傍晚时分，在江西瑞金叶坪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室当中，油灯的灯芯结成了两朵灯花。毛泽东捻动着电报抄件，在桌上轻轻地敲了敲。他说道沈阳北大营响起枪声之后，中国革命这盘棋得重新进行布置。他刚刚提出要把武装保卫苏联的标语更改成驱除日寇出中国，任弼时突然之间推开茶缸站了起来，问润之同志，这是要修改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在会议记录本上面，这句话后面跟着一连串的省略号。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场关于标语的争论，会延续到十多年之后的延安整风。
九一八事变传达到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初的反应具有较为浓厚的共产国际色彩。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所发布的宣言，着重强调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的革命战争，并且还提出了比如武装保卫苏联这类让农民不太能够理解的口号。毛泽东在瑞金进行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乡亲们更加关心的是日本兵会不会打到江西，而并非是遥远的苏联。这样一种现实的差距，使得他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忍不住多讲了几句：我们的宣传应当要让挑粪的老乡能够听得懂！。
但任弼时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时中共中央刚刚经历顾顺章叛变，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任何策略方面的调整都有可能被解读成具有独立的倾向。有一个细节能够说明问题。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国旗设计稿上的地球图形原本仅仅绘制了东亚部分。任弼时坚持要将整个欧亚大陆表面补充上去。这是图案方面的争议，实际上是政治站位方面的隐喻。
我认为这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党性的理解存在分歧。任弼时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其中着重强调服从纪律是党性首要的表现。而毛泽东当时更为关注革命策略如何贴近实际，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当中举了这样的例子：江西的农民听说日军占领了沈阳，第一时间问的是会不会来抢夺我们的稻谷。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到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才找到了平衡的点。
最耐人寻味的是争论双方之后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942年的时候，任弼时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并且亲自审批《解放日报》的改版方案，将国际新闻版从头条的位置撤下来，换成敌后抗战的相关报道。毛泽东在七大进行报告的时候，专门肯定了任弼时当年所坚持的组织纪律性，还说如果没有像钢铁一样坚硬的规矩，怎么会有后来的统一战线？
这么一看，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标语之争，如同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小试验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撰写《实践论》的时候，任弼时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条轨迹最终在实事求是这个点上交汇。就像他们当年在叶坪会议室进行争论的情况一样，其本质都是如何让革命理论不脱离中国的土地。
或许可以这样来总结：历史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争论。要是没有1931年关于标语的那一次较真，或许就没有193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熟方案。如同任弼时经常所说的：真理经过辩论会更加明晰，不过前提条件是大家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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