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剧运动”摇篮万国学舍 | 海龙|万国学|中国戏剧梅花奖|京剧|国剧运动|戏曲|海龙|艺术|话剧

1924年夏天，闻一多转学来到纽约。在这里，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研究他喜爱的美术、诗歌和舞台艺术。随后他们决定共同发起一场“国剧运动”，并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主张。那时余上沅、熊佛西、赵太侔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戏剧和剧场艺术，还有热爱诗歌和戏剧的张嘉铸。闻一多擅长美术和诗歌且富有激情，戏剧正是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专擅的领域。巧合的是，他们居住的万国学舍（International House，上图）当年刚刚建成，正准备庆祝活动，其创办人、慈善家洛克菲勒鼓励住在那里的各国留学生演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适逢良辰，这一批年轻人说干就干，开始写剧本、找演员、布置道具和舞台设计，轰轰烈烈干了起来。余上沅根据《长生殿》改写成英文对白剧《此恨绵绵》，他们自编自导自演。闻一多为演员设计的华丽戏服绘有“大海”“红日”“白鹤”，赵太侔设计布景并操持灯光。在华商资助下，《此恨绵绵》终于在万国学舍礼堂正式公演。这大宾馆的主人洛克菲勒家族包括约翰老人都应邀到场一睹各国学子丰采。中国学生奉献的《此恨绵绵》演出大获成功，拔得头筹，受到了老洛克菲勒的盛赞。

首战告捷使余上沅、闻一多等情不自禁，决心延续下去，探索并开创中国现代戏剧的新路。戏演完了，他们心中的火却没熄灭。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熊佛西、张嘉铸等主要编导人员聚集在一起总结演出得失。在回顾和讨论中，他们萌发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想法，要借鉴西方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为中国现代剧寻找出路。他们产生一个朦胧的理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剧运动”的雏形。

《此恨绵绵》演出成功后，余上沅他们在美国华人中影响很大，剑桥中国学生会也大受鼓舞。1925年春，顾毓琇用英文改编了《琵琶记》并发起演出英语剧。他们邀请余上沅、赵太侔指导排演。《琵琶记》在著名的波士顿考普莱剧院上演，闻一多也亲赴现场布置舞美设计并帮助参加演出的冰心化妆。这次演出再获成功。中国留美学生的英文古装演出使美国观众见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社会反响强烈。当地《基督教箴言报》专门报道了中国留学生的这一盛事。这两桩捷报，更坚定了余上沅、熊佛西和赵太侔、张嘉铸发起“国剧运动”的雄心。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国剧运动”的内涵了。“国剧”这个概念在当年有些混乱。早在20世纪初，新派留学生受日本新剧的启发开始创造不同于传统戏曲的“新派剧”。其后受西方戏剧的影响加入社会内容而发明为“时事新戏”。这类戏剧加上宣传演讲和其他内容演绎成了“文明戏”，早期由学生等演出。它摒弃了旧戏唱念做打形式而模仿西方剧作，有了今天话剧的萌芽形态；可惜因幕表制等因素后来走向粗制滥造。这些革新剧种在当时各有利弊，皆不能引领中国戏剧发展的潮流。而那时候，中国传统京剧也不能称“国剧”，因为那时进步青年反对旧戏曲脱离现实的陈旧伦理和跟社会脱节的艺术呈现形式。于是，开创新“国剧运动”的想法就在当时这群热血青年身上出现了。

他们崇尚的“国剧”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其实在那个当口儿这几位年轻人也没有明确目标。但他们心中燃烧着火，要改革旧戏，让新式戏剧揭露社会问题、鼓舞民众，同时也要让它们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他们朦胧地认为这种新戏剧形式首先不是对传统戏曲的否定，而要吸收西方戏剧现实主义和象征性等艺术手法；其次它的内容和情感表达要贴近中国人，使用“中国材料”进行创作；第三，在形式上它应是一种受到西方影响、区别于传统戏曲的“话剧”。

经过了理论酝酿和艺术实践，他们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理念。1926年，这批人陆续回国并正式发起了国剧运动，获得了新月社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和叶公超等人的支持。他们组织了中国戏剧社，并在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行了十五期的《剧刊》，发表的众多文章，包括建设国剧的主张和计划，对剧本、舞台、演员的讨论以及对西方戏剧家的引介等。余上沅后来将这些文章结集编成了《国剧运动》一书，作为理论主张的总结。

他们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戏剧实践和演出，并为建立实验小剧场努力。而且他们极力宣传从海外习得的西方戏剧主张，力图跟国内社会状况结合起来，推动新的文艺革命。但可惜，他们关于国剧的观念缺少系统和清晰的理论主张。如余上沅认为国剧即“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熊佛西曰“中国的国剧就是中国人作的剧”“中国的国剧不是旧剧”。他们心中的“国剧”实指用西方剧作方法写中国素材和中国人情感的剧，要超越以京剧为代表的旧戏曲而以对话为形式的“话剧”。

他们的这些想法，被梁实秋一语道破：“所谓‘国剧’不是我们所指的‘京剧’或‘皮黄戏’，也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他们想不完全撇开中国传统的戏曲，但要采纳西洋戏剧艺术手段。不只理论上的探讨，他们还希望能有一个‘小剧院’来做实验。”

这批留学生携带着在美国的成功和习得的理论，满怀雄心想改革中国剧场，可是当年的中国舞台上各类戏剧皆有擅场、观众也各有所爱，舶来品虽可兴盛一时但不能长久风行。余上沅他们的“国剧”很难一统天下。他们关于国剧运动的设想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和行政的掣肘以及不适合当时社会的客观需求，更加战乱频仍和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未能实现其目标，但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努力，它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值得肯定的是，当年余上沅、熊佛西、赵太侔、闻一多和张嘉铸等人利用在纽约万国学舍的地利条件，除了勉力在哥大读剧本和戏剧理论外，他们还广泛观摩纽约著名的戏剧、百老汇和歌剧演出，丰富了自己对戏剧的认知。看戏在纽约很贵，他们节衣缩食不惜买“站票”学习。回国后更是身体力行创作、演出并进行“国剧”的理论探讨。

其后他们创办北平艺专戏剧系，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等都在第一线执教。后来余上沅又执掌在南京创办的当时戏剧最高学府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与曹禺、田汉、吴祖光、洪深等共襄盛举，培养出谢晋、凌子风、张瑞芳等演艺界杰出人物。熊佛西也致力于中国现代戏剧教育，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戏剧系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等职并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又担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和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为中国现代戏革新鞠躬尽瘁。赵太侔同样投身戏剧教育，曾任北平艺专戏剧系主任和北京陵源艺专校长、济南实验剧院院长、山东大学校长等职。他也一直未能忘情推广现代戏剧。这些发起国剧运动的先驱一生都是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转徙号呼贡献卓著的奋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