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越南河内机场的出口处，我陈建军拖着行李箱刚走了出来。
七八辆军车，瞬间把我围得水泄不通。车门齐刷刷地打开，下来一群穿着笔挺军装的越南军人。
他们面无表情，径直穿过人群，目标明确地停在我面前。
领头的一位个子不高，但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
他用一种几乎没有口音的中文，一字一句地对我说：「陈建军先生，我们等您很久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同……同志，是不是搞错了？」
我手里的行李箱「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声音都在发抖，「我就是……就是个来旅游的中国老头。」
「没有搞错，陈建军先生。」
上校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
「就是您。」
我们旅游团的大爷大妈们全都吓傻了，导游那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想上来解释，却被两个士兵一个眼神就逼退了回去。
我被「请」进中间那辆车的后座，车门在我身后重重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车队引擎轰鸣，一路风驰电掣地冲向河内市中心。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
是当年的事暴露了？他们要清算旧账？
车最终停在一栋森严壁垒的神秘大院里。
我被带进一间会客厅，里面只坐着一个头发花白、身穿唐装的老人。
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用一种无比苍老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问：
「三十五年了。陈先生，你还记得，当年在417高地的猫耳洞里，你放走的那个人，她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浑身一震，那段被我用三十五年时间死死压在心底的记忆，如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吞没。
01
一九八四年，我二十岁，是老山主峰阵地上一名最普通的步兵。
那时候的我，还是个愣头青，刚从内地调防上来，被亚热带雨林的湿热和战争的残酷撞得晕头转向。
老兵们都叫我「小山西」，因为我总改不掉那口家乡话。
我们待的地方，叫猫耳洞。
那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那是我们在山体上挖出来的、仅能容身的土洞子，外面炮火连天，里面潮湿、阴暗、闷热。
洞壁上全是黏糊糊的青苔，水汽凝结，滴滴答答地往下掉，从来没干过。
我们睡觉都是和衣而睡，还得把裤腿和袖口扎紧，不然第二天早上醒来，准能从身上抖下几条虫子。
班长老马，一个三十多岁山东汉子，总安慰我们：「忍着吧，小子们。等打完了仗，回家娶个婆娘」
大家都咧着嘴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年七月，战斗打得最凶。
上级命令我们坚守417高地，这是个卡在敌人咽喉上的钉子，我们守住了，大部队就能喘口气。
敌人也知道这里的重要性，炮弹像不要钱一样，没日没夜地往我们阵地上砸。
整个山头都被削平了好几米。
那天下午，又是新一轮的炮火急袭。
我跟班长老马，还有机枪手小四川，三个人挤在一个观察哨里。
炮弹的呼啸声由远及近，撕心裂肺。
我们把头埋得低低的，感觉整个山体都在发抖，头顶的泥土簌簌地往下掉。
「又来了！」
小四川骂了一句，声音被巨大的爆炸声淹没。
一轮炮火过后，是短暂的死寂。
老马抬起头，刚想说句话，突然，一发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炮弹，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我们观察哨的洞口。
我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狠狠地掀了起来，撞在洞壁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2
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醒来的时候，是被疼醒的。
我感觉自己像散了架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
左腿更是像被火烧一样，钻心地疼。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稍微一动，就疼得倒吸冷气。
「老马……小四川……」我哑着嗓子喊，没人回应。
我强撑着扭过头，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景象。
班长老马没了。而小四川，他无力的靠在另一边的洞壁上。
观察哨塌了半边，洞口被堵死了。
我被困在了这个只有几平米的地方，和两个已经牺牲的战友一起。
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我发烧了，烧得迷迷糊糊，浑身滚烫，嘴唇干裂得像要烧起来。
我知道，我的伤口感染了，再不想办法，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我摸索着水壶，里面一滴水都没有了。
我又去摸老马和小四川的水壶，也都是空的。
绝望，一点点地啃食着我的意志。
我就要死了，死在这个不见天日的洞里，变成一具腐烂的尸体，和老鼠、虫子作伴。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听到了外面有动静。
是石头被挪开的声音。
我一下子清醒了，本能地抓起身边的步枪。
是敌人！
他们来清理战场了！
我挣扎着把枪口对准那个被一点点扒开的洞口，手指搭在扳机上，手心里全是冷汗。
就算是死，我也要拉个垫背的！
洞口的光线越来越亮，一个瘦小的身影，逆着光，慢慢地爬了进来。
是个越南兵。
而且，是个女兵。
她看起来年纪不大，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军装，脸上还带着稚气。
她背着一个红十字药箱，显然是个卫生员。
她爬进来后，先是被洞里的惨状吓了一跳，随即看到了我，还有我手中黑洞洞的枪口。
她的身体瞬间僵住了，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我们俩，就在这狭小的、充满死亡气息的空间里，死死地对峙着。
03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心脏擂鼓般的狂跳。
杀了她！
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疯狂叫嚣。
她是敌人，杀了她，天经地义！
我的手指已经开始用力，只要再往下压一点，子弹就会射出枪膛，撕裂她年轻的身体。
但就在这时，她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
她慢慢地，慢慢地举起了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武器。
然后，她指了指我血肉模糊的腿，又指了指自己背后的药箱，眼神里没有了恐惧，反而是一种……一种医者看到伤员时的怜悯和焦急。
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她在说，她是来救人的，她是来救我的。
怎么可能？
我们是敌人，在战场上你死我活。
她为什么要救我？
这是不是什么圈套？
我依然用枪指着她，但手指却像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按不下去。
她看出了我的犹豫，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轻柔的语气说着什么。
她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向我挪动。
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
杀了她，我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和感染而死。
不杀她，让她救我，我可能会成为俘虏，下场或许更惨。
就在我天人交战的时候，她已经挪到了我的身边。
她没有看我，而是跪在我身边，打开了药箱。
她的动作很熟练，拿出剪刀、纱布、消毒水和药品。
她剪开我的裤腿时，我的身体因为剧痛而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她停下动作，抬起头，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歉意，好像在说：「对不起，弄疼你了。」
那一刻，我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就断了。
我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枪。
我选择了赌一把。
我相信，眼前这个女孩眼神里的善良，不是装出来的。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半个小时。
她用消毒水给我清洗伤口，那种刺痛让我几乎要晕厥过去。
我死死地咬着嘴唇，硬是没让自己叫出声来。
我看见她额头上也全是汗，有好几次，她都停下来，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我，像是在征求我的同意。
清洗完伤口，她给我撒上药粉，又用纱布一层一层地仔细包扎好。
她的动作是那么轻柔，那么专注，仿佛她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需要她拯救的生命。
包扎好伤口，她又从自己的水壶里，倒出仅有的一点水，喂到我的嘴边。
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味。
流进我干涸的喉咙里，就像甘泉一样。
做完这一切，她对我笑了笑，一个很干净、很羞涩的笑容。
她指了指自己，轻声说了两个字，听起来像是「阿梅」。
然后，她收拾好药箱，对我挥了挥手，转身就要爬出洞口。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极其复杂的情绪。
我该怎么办？
放她走？
她会去叫人，到时候我就是俘虏。
杀了她？
她刚刚救了我的命，我怎么能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开枪？
就在她半个身子已经爬出洞口的时候，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喂！」
她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指了指洞外，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做了一个开枪的动作，然后用力地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是，外面还在打仗，很危险，别出去。
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犹豫了一下，又退了回来。
于是，两个本该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竟然为了躲避炮火，暂时达成了“和平共处”。
04
我们在那个洞里，待了整整两天两夜。
那是我一生中最诡异、最漫长的两天。
我们语言不通，没有任何交流。
大多数时候，就是沉默。
我靠在洞壁上，抱着枪，警惕地看着她。
她则缩在另一边的角落里，抱着自己的药箱，同样警惕地看着我。
炮声一响，我们俩会同时缩起脖子。
有一次，一发炮弹就落在洞口不远处，整个猫耳洞都在剧烈晃动，泥土哗哗地往下掉。
我看见她吓得脸色惨白，身体抖得像筛糠。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脱下军装，她也只是一个会害怕、会恐惧的普通女孩。
到了晚上，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能听到她那边传来轻微的啜泣声。
我知道，她想家了。
我也想家。
我想起了山西老家的爹娘，想起了他们送我当兵时，在我口袋里塞满煮鸡蛋的样子。
第二天，我的伤口开始发炎，我又发起高烧，整个人烧得云里雾里。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在给我擦脸，用凉凉的布巾。
我费力地睁开眼，是她。
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点水，浸湿了手帕，正在给我物理降温。
她看我醒了，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半块已经干硬的压缩饼干，递到我嘴边。
我看着那半块饼干，摇了摇头。
她急了，指指饼干，又指指我，嘴里说着什么，把饼干硬往我嘴里塞。
我知道，这可能是她身上唯一的口粮了。
在战场上，食物比命还重要。
我的眼眶，在那一刻，湿了。
我张开嘴，小口小口地把那半块饼干吃了下去。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以下咽，也最温暖的食物。
到了第三天，外面的炮声渐渐稀疏了。
我知道，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
再待下去，我们俩都得死在这里。
不是被饿死，就是被之后来搜山的部队发现。
那天黄昏，我做出了决定。
我对着她，指了指洞口，然后又指了指远处的山。
我做了个走路的姿势，意思是，你该走了。
她愣住了，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把自己的步枪，靠在墙上，然后举起双手，示意我不会伤害她。
她明白了。
她站起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一条项链。
那是一条很普通的吊坠，是一颗用子弹壳手工打磨成的小星星，已经磨得很光滑了。
她把项链，塞进我的手里。
我看着手心里那颗冰凉的小星星，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也想给她留个信物。
可我身上，除了这身破军装，什么都没有。
我摸了半天，最后从军装的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被我用塑料纸包了好几层的小本子。
那是我入伍时，我爹塞给我的，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说让我有空多学习。
我一直没舍得用。
我把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一起递给了她。
她接过本子，珍重地放进口袋。
然后，她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直起身时，她的眼眶红了。
她最后看了我一眼，毅然转身，爬出了洞口，很快就消失在了暮色之中。
我瘫坐在洞里，手里紧紧攥着那颗子弹壳做的小星星，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但那一刻，我心里很平静。
我救了一个人，一个也救了我的人。
05
阿梅走后，我一个人在洞里又熬了一天。
第四天早上，我听到了外面传来我们自己人的声音。
是我们的搜救队！
「这里有人吗？有活着的吗？」
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哑地喊道：「有……我在这里！」
我被救了出来。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哭了。
指导员看到我，又惊又喜，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命真大！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回到营地，卫生员给我检查了伤口，啧啧称奇：「小山西，你这伤口谁给你处理的？太专业了！再晚一天，你这条腿就废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含糊地回答：「是我自己……胡乱包的。」
「你小子行啊，还会这个？」
卫生员没多想，给我重新换了药。
指导员单独找我谈话，详细问了我这几天的经历。
我说观察哨被炸，我被埋在里面，醒来后就自己处理了伤口，一直等到救援。
这件事，连同那颗子弹壳小星星，被我一起埋进了心底最深处。
战争结束后，我因为腿伤，评了三等功，提前退伍了。
回到山西老家，我成了村里的英雄。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藏着一个懦弱的秘密。
父母张罗着给我说了门亲事，对方是隔壁村的姑娘，叫李翠莲。
长得不难看，人也挺勤快。
我们没见过几次面，就在家人的安排下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
我在县里的农机厂找了个开机床的活。
因为腿受过伤，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干不了太重的活。
厂里的效益不好不坏，我的工资也就够养家糊口。
翠莲给我生了个儿子，取名陈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不好不坏，平平淡淡地走到头。
但现实，总比想象的要残酷。
周围的人都开始想办法赚钱。有人下海经商，有人承包了厂子，一个个都富了起来。
而我，还守在那个半死不活的农机厂里，拿着那点死工资。
翠莲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了。
「陈建军，你看看人家王大头，以前见了你都点头哈腰的，现在人家都开上小汽车了！你呢？
还是个破工人！」
她把饭碗重重地摔在桌上。
我沉默地抽着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还以为你多有本事。结果呢？就是个废物！」
「废物」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我不是没想过改变。我跟厂长提过几次建议，可厂长嫌我多事，根本不理。
我也想过辞职出去闯闯，可我没文化，腿又有伤，我能干什么呢？
儿子陈强渐渐长大，也开始看不起我。
他学习不好，整天跟一群小混混待在一起。
我教训他，他就跟我顶嘴。
「你管我？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我同学他爸都是老板、是局长，你呢？你就是个臭开机床的！
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被儿子的话撕成了碎片。
可现在，在我的妻子和儿子眼里，我只是一个没用的、让他们丢脸的废物。
三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从一个二十岁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鬓角斑白的五十五岁老头。
农机厂最终还是倒闭了，我提前拿了点补偿金，办了内退。
翠莲，在我退休的第二年，跟我提出了离婚。
她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只是很平静地说：
「陈建军，我跟你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我不想再过了。房子归你和儿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个自由。」
我没挽留。
我知道，她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
离婚后，她很快就再婚了，嫁给了一个做煤炭生意的老板。
儿子陈强，也搬出去住了。
他嫌我这个老房子又破又小，跟他那帮朋友喝酒打牌都施展不开。
除了没钱的时候会回来找我要，平时连个电话都没有。
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拿出那个藏在箱底的小铁盒。
打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那颗已经被我摩挲得无比光滑的子弹壳小星星。
我会想起那个在猫耳洞里，给我换药、给我半块饼干的越南女孩。
她叫阿梅。
她现在还好吗？
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她还记得那个被她救过的、叫不出名字的中国兵吗？
这些问题，像藤蔓一样，缠绕了我的后半生。
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查出了点毛病。
医生说，问题不大，但要保持心情愉快。
心情愉快？
我对着这空荡荡的屋子，怎么愉快得起来？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去越南看看。
去看看那片我曾经战斗过、差点死掉的土地。
也许，这是我这失败人生的最后一点念想。
我拿出所有的积蓄，给儿子留了一部分，剩下的，报了一个最便宜的越南七日游。
我没告诉任何人，就像一次秘密的远行。
06
踏上越南土地的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重返旧地的紧张，也有一种即将揭开谜底的期待。
可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份复杂的心情，就在河内机场的出口，我的人生被硬生生掰了个急弯。
几辆军车瞬间将我团团围住。
在导游和团友们惊恐的目光中，我，一个普通的中国退休工人，被一群表情严肃的越南军人，半带强迫地“请”上了一辆轿车。
车子在戒备森严的道路上一路疾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是审判，还是迟到了三十五年的清算。
我这颗已经沉寂了半辈子的心，从未跳得如此剧烈。
最终，车队停在一栋守卫森严、看不出任何标识的大院里。
我被带下车，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了一间巨大得不像话的会客厅。一个头发花白、身穿唐装的老人，早已在里面等候多时。
他身上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我瞬间明白，这不是普通人。
那间巨大的会客厅里，寂静得可怕。
我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那位身穿唐装的老人，终于缓缓地转过头，正眼看向我。
突然，老者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桌面，眼神锐利如刀，一字一顿地问道："陈建军，你知道三十年前你放走的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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