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九二年，我堵在卫生所的药房门口，胸口的火气比炉子里的煤球还旺。
对着那个穿白大褂的清冷背影，我吼出了心里最恶毒的话：“刘琴！就你这臭脾气，长得再好看也一辈子嫁不出去！”
整个屋子瞬间安静得能听见苍蝇振翅的声音。
她猛地转身，那张总是冷冰冰的俏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全是水汽。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哭着跑开，或者用更难听的话骂回来。
但她没有。
她几步走到我面前，扬手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啪”的一声，抽得我眼冒金星。
我捂着脸，彻底懵了。
她却死死盯着我，咬着嘴唇，用带着哭腔却无比清晰的声音，喊出了那句让全镇议论了整整一年的话。
“嫁不出去？那你娶我！”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钳工，靠着一把锉刀和一双还算灵巧的手吃饭。
在那个年代，工人是个体面的身份，端的是铁饭碗。可我这碗饭，端得并不舒心。厂里搞技术评比，明明我的活儿干得最漂亮，可名额却给了油嘴滑舌、懂得给车间主任递烟的王胖子。
我心里憋着火，像塞了一团蘸了油的棉花，点火就着。
这股火，在卫生所彻底烧了起来。
我娘张桂兰有风湿心脏病，是个老毛病，得常年吃药。卫生所，我几乎每个月都要跑上好几趟，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味，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尤其是对护士长刘琴。
镇上的人提起刘琴，话语里总是掺着三分惊艳，三分敬畏，还有四分说不清道不明的议论。惊艳她的长相，在红旗镇这个地方，刘琴实在是太出挑了。她皮肤白，眼睛大，鼻梁高挺，不笑的时候，就像画报上的女明星，带着一股冷冰冰的距离感。
敬畏她的业务。她是卫校毕业的高材生，打针快准狠，包扎又快又好，看病抓药，条理清晰，从没出过差错。
而那四分的议论，则全落在她的脾气和年龄上。
刘琴脾气不好，是全镇公认的。她做事一板一眼，不讲半点情面。谁想插队，她能用眼神把人冻回去；谁要是质疑她的诊断，她能用一连串你听都听不懂的医学名词把你砸得晕头转向。
她已经二十六七了，在那个姑娘们二十出头就争相嫁人的年代，绝对算得上是“大龄”。媒人踏破了她家的门槛，可没一个成的。大家私底下都说，刘琴眼光太高，心气太傲，一般的男人，她看不上。
我以前对这些传言是不信的。
直到我跟她打的交道多了，才发现，群众的眼睛，有时候确实是雪亮的。她对我，从来就没个好脸色。
我急着回厂里上班，想让她快点把药给我，她头也不抬，指了指排得长长的队伍，冷冷丢来一句：“按规矩来。”
我娘吃了药觉得心慌，我跑来问是不是药有问题，她拿着病历卡，像审犯人一样盘问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是我娘没按时吃饭，低血糖引起的，跟药没关系。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是个不懂得照顾老人的浑小子。
一来二去，我心里对她的那点因为长相产生的朦胧好感，全被她那张冷脸和不饶人的嘴给磨没了。
我甚至觉得，她就是故意针对我。
那天下午，我揣着一肚子火气来到卫生所，又看见了马文涛。
马文涛是镇上供销社主任马德才的儿子，穿着一身时髦的的确良白衬衫，头发抹得油光锃亮，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二八大杠，车把上还挂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水灵灵的大苹果。
他倚在自行车上，正对着从诊室里出来的刘琴笑得一脸谄媚。
“小琴，下班了吧？我爸托人从省城捎来的苹果，给你和你家里人尝尝鲜。”
刘琴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接过苹果，说了声“谢谢”，语气客气又疏远。
马文涛却不以为意，继续纠缠：“周末镇上放电影，《庐山恋》，我搞到了两张票，一起去？”
“没空，要值班。”刘琴的回答干净利落，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
马文涛的笑容僵了一下，目光一转，看到了正排着队、满脸不耐烦的我。他的眼神里立刻流露出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仿佛在看一只趴在路边的癞蛤蟆。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又往上冒了三尺。
好不容易轮到我，我把药方往台子上一拍，语气很冲：“拿药！”
刘琴瞥了我一眼，眉头微蹙，没说话，转身去药柜抓药。她把一包包药用牛皮纸包好，用细绳扎起来，动作一丝不苟。
就在她把药递给我的时候，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老大爷凑了上来，怯生生地问：“苏护士，俺……俺这药费，能不能先赊着？等俺家那口子把菜卖了，就立马送来。”
刘琴看了看药方，又看了看老大爷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摇了摇头，语气还是一贯的冰冷：“卫生所有规定，不能赊账。”
老大爷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嗫嚅着，手足无措。
我再也忍不住了。厂里的不公，马文涛的轻蔑，刘琴的冷漠，还有眼前这一幕，所有的情绪搅和在一起，让我失去了理智。
我把手里的药包往台子上一摔，冲着刘琴的背影就吼了起来。
“不就是几块钱的药吗？你至于这么不近人情吗？人家大爷都这么大年纪了，你通融一下会死啊？”
刘琴转过身，脸色沉了下来：“规定就是规定，开了这个口子，以后这工作还怎么做？”
“规定规定！你就知道规定！”我越说越激动，口不择言，“怪不得人家都说你脾气又臭又硬，活该嫁不出去！”
这话一出口，我立刻就后悔了。一个姑娘家，最忌讳别人说这个。
刘琴的身体明显晃了一下，她死死咬着嘴唇，眼睛里迅速浮起一层水汽。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受伤。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马文涛抱着胳膊，脸上是看好戏的笑容。
我被她那样的眼神看得有些心虚，但话赶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我的自尊心和那点可怜的男性虚荣，让我梗着脖子，把话说得更绝。
“我看你就是仗着自己长得好看，才这么有恃无恐！我告诉你，刘琴！别看你现在长得好看，就你这又臭又硬的脾气，以后没人愿意娶你！”
话音刚落，世界都安静了。
刘琴的脸，由红转白，再由白转红。那双总是清冷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却倔强地不肯落下。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清脆的耳光，和那句石破天惊的“你娶我！”，把我彻底砸懵了。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看着眼前这个泪流满面却眼神决绝的女人，大脑一片空白。周围的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马文涛那张错愕又嫉恨的脸在我眼前晃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出卫生所的。
我只记得，那天下午的风，刮在脸上，和我滚烫的脸颊一样，又疼又乱。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个晚上。
脸上的巴掌印早就消了，但那火辣辣的感觉，却像是烙进了骨头里。比脸更疼的，是我的心，还有我那乱成一锅粥的脑子。
“你娶我！”
这三个字，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翻来覆去地响。
我一遍遍回想刘琴当时的样子。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可她的眼神，却又那么亮，亮得像两把刀子，直直地插进我的心里。
那不是一句玩笑话，更不是一句气话。
我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女人在被逼到绝境时，用尽全身力气，赌上自己所有名誉和尊严的呐喊。
我这个混蛋，用最恶毒的话，把她逼到了悬崖边上。而她，没有选择后退，却纵身一跃，把她的命运，砸向了我。
可我，接得住吗？
我烦躁地抓着头发，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我想到我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想到我娘那常年不断的药罐子，想到我们家那两间低矮的平房。
我拿什么娶她？
刘琴是谁？她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是吃公家饭的护士长。而我呢？我只是一个随时可能因为顶撞领导而被穿小鞋的穷工人。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但深不见底的河。
第二天一早，我娘看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失魂落魄的样子，把我叫到了跟前。她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担忧。
“建军，你跟娘说实话，你跟卫生所那个苏家姑娘，到底怎么了？昨天镇上都传疯了。”
我低着头，脸臊得通红，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以为我娘会骂我，骂我冲动，骂我不知天高地厚。
可她听完，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
“傻小子，你那张嘴啊，早晚要吃大亏。”她顿了顿，眼神变得异常认真，“不过，小琴那姑娘，娘见过好几次，是个好姑娘。她对谁都冷冰冰的，可每次给我开药，都会多叮嘱两句，让我注意这，注意那。她那是嘴硬心软。”
“她……她心里苦啊。”我娘的声音低了下去，“听说她爹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家里还有一个不怎么争气的弟弟。她一个姑娘家，撑着一大家子，不容易。”
我愣住了。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只看到了她的冷漠，却没看到她藏在冷漠下的疲惫和重担。
我娘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建军，做人，得凭良心。人家姑娘把一辈子的名声都赌在你身上了，咱老陈家的人，不能当缩头乌龟。”
“咱家是穷，可穷不能穷了志气。一个男人，得有担当。”
我娘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是啊，担当。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我做了什么？我只会用恶毒的语言去伤害一个比我更艰难的女人。
我猛地站起身，心里那团乱麻，仿佛被一把快刀斩断了。
我得去找她。不管结果如何，我必须给她一个交代。
我再次来到卫生所的时候，感觉整个镇子的目光都跟在我身后。卫生所里的人看到我，表情各异，有好奇，有鄙夷，也有同情。
刘琴正在给一个孩子换药，她的侧脸依旧白皙，但眼圈却是肿的，带着明显的青色。她看到了我，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仿佛我只是个透明人。
我走到她面前，整个卫生所再次安静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所有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看着刘琴，看着她那双平静的眼睛，用我这辈子最郑重的声音说：
“刘琴。”
她没抬头。
“那天，是我混蛋，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她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
刘琴手里的镊子“哐当”一声掉在了托盘里。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她就那么看着我，不说话。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往前走了一步，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清楚。
“如果还算数，我陈建军，娶你。以后你的风雨，我来挡。”
时间仿佛静止了。
刘琴的眼泪终于决堤，但她的嘴角，却缓缓地，缓缓地，勾起了一抹笑容。她看着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看到马文涛从门外进来，他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一片阴沉的怨毒。
我知道，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而我不知道的是，这场战争的残酷程度，将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暴风雨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
我和刘琴的关系，像一颗炸弹，在红旗镇这个小地方炸开了锅。各种流言蜚语，像夏天的蚊蝇，嗡嗡地往我们耳朵里钻。
“听说了吗？苏护士长要嫁给红星厂那个陈建军！”
“哪个陈建军？哦，就那个穷小子啊？刘琴是眼睛瞎了吗？”
“还不是被陈建军给缠上的，这种人，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些话，我听了只是攥紧拳头，可我知道，对刘琴的伤害更大。她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更直接的打击，来自马文涛。
那天我当众给了他一个下不来台，以他的性子，不可能善罢甘休。他爹是供销社主任马德才，在镇上人脉广，手眼通天。
一个星期后，车间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递给我一支烟，绕了半天圈子，最后才图穷匕见。
“建军啊，厂里最近效益不好，要减员增效。这个……这个下岗名单，是上面定下来的，我也没办法。”
他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下岗”。
在1992年，这两个字，对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工人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它意味着你从一个有单位、有保障的“体面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变成了社会的包袱。
它砸碎的，不仅仅是我的铁饭碗，更是我的尊严。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走出厂门，感觉天都塌了。厂区里熟悉的机器轰鸣声，此刻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像是在嘲笑我的失败。
我失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镇子。
我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话。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妄想攀上高枝，结果摔得粉身碎骨的傻子。
我最害怕的，是去见刘琴。我刚刚才对她许下诺言，要为她遮风挡雨，可转眼间，我自己就先被风雨淋成了落汤鸡。
我去她家找她，被她爹娘直接堵在了门口。
刘琴的父亲苏伯年，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学教师，此刻却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小王八蛋！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来祸害我们家小琴？你给我滚！我们家就算是把小琴嫁给路边的乞丐，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没出息的东西！”
刘琴的母亲王秀娥在一旁哭天抢地：“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养了这么个不省心的女儿啊！”
刘琴从屋里冲出来，哭着喊：“爸！妈！你们别这样！这不关建军的事！”
“你给我回去！”苏伯年一把将刘琴推回屋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差点撞到我的鼻子。
我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听着屋里传来的争吵声和哭喊声，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周围邻居探头探脑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狼狈地逃走了。
那几天，我把自己锁在家里，谁也不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香烟。烟雾缭绕中，我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该去招惹刘琴，把她也拖进我这个泥潭里？
就在我快要被绝望吞噬的那个晚上，我家的窗户，被人轻轻地敲响了。
我打开窗，看到了刘琴。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脸上还带着泪痕。她看到我，二话不说，从墙头翻了进来，动作利落得像一只猫。
她跳到我面前，把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硬塞到我手里。
“拿着。”她的声音沙哑，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打开手绢，里面是几张被捏得皱巴巴的“大团结”，还有几张崭新的粮票。我数了数，一共是三百块钱。
在那个年代，三百块钱，是一个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
我像被烫到一样，要把钱还给她：“我不能要！这是你的钱！”
“让你拿着就拿着！”刘琴死死按住我的手，她的力气大得惊人，“这是我工作这几年攒的所有积蓄。”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水光，却无比坚定：“陈建军，你听着。下岗怎么了？没了铁饭碗，我们自己造一个金饭碗！我不信，凭你这双手，会一辈子没饭吃。”
“我不怕跟你吃苦，我只怕你没志气，自己先趴下了。”
“马文涛越是想看我们笑话，我们越是要活出个人样来给他看！”
她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阴霾。
我看着她，这个外表清冷，内心却比火还炙热的姑娘。我看着她手里那三百块钱，那不仅仅是钱，那是她的全部信任，是她压在我身上的赌注。
我一个大男人，眼圈瞬间就红了。
我紧紧地握住那包钱，那是我这辈子握过的最重的东西。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们一起扛过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
我用那三百块钱，买了一套二手的维修工具，又托人搞到一些常用的电子元件。
在镇子最不起眼的西街角落，那个曾经的垃圾堆旁，我清理出一块空地，支起了一张破桌子，挂上了一块木牌。
木牌上，是我自己用红漆写的歪歪扭扭的四个大字：
家电维修。
我的反击，从这个小小的、备受冷眼的维修摊，正式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我的维修摊，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九十年代初，家电还是稀罕物。电视机、洗衣机、收音机，谁家要是有一台，那都是宝贝。可也正因为是宝贝，坏了轻易不敢让人动。
更何况，我还是个刚被厂里“优化”掉的下岗工人。
我的摊子支起来头一个星期，门可罗雀。路过的人，大多是投来好奇又鄙夷的目光。他们宁愿把坏了的电器放在家里落灰，也不敢交给我这个“没保障”的个体户。
我每天从早坐到晚，陪伴我的，只有穿堂而过的风和满心的焦虑。
刘琴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她每天下班，都会绕远路过来看看我。有时候给我带来一个热乎乎的馒头，有时候给我送来一壶泡好的浓茶。她什么也不多说，只是静静地陪我坐一会儿。
有她在，我就觉得心里踏实。
马文涛的骚扰，也如期而至。
他没亲自来，而是派了几个镇上的地痞流氓。他们不打不骂，就是每天晃悠到我的摊子前，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
“哟，这不是陈大能人吗？怎么沦落到修破烂了？”
“大家可看准了啊，别把好东西给他修坏了，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他们还故意把我的工具碰到地上，把我的零件弄得乱七八糟。
我咬着牙，一次次把工具捡起来，把零件重新归类。我知道，我不能跟他们动手。我一旦动了手，就正中马文涛的下怀。
生意在第八天迎来了转机。
镇东头的李大妈家那台十四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不响了，她儿子跑遍了县城都没找到人修。听人说我这里开了个维修摊，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电视机给我搬了过来。
我打开电视机后盖，仔仔细细地检查线路。厂里那几年练就的手艺还在，我很快就发现，是功放块烧了。
我小心翼翼地换上新的功放块，焊好，合上后盖，插上电源。
“滋啦——”一阵雪花点后，电视机屏幕亮了，熟悉的《渴望》主题曲清晰地传了出来。
“哎哟！我的天！响了！真的响了！”李大妈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我修好了镇上第一台“判了死刑”的电视机。这件事，像长了腿，迅速传开了。
我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
渐渐地，找我修东西的人多了起来。小到收音机，大到双缸洗衣机。我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公道的价格，慢慢积累了口碑。人们不再叫我“那个下岗的”，而是开始叫我“小陈师傅”。
我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心里的底气也足了。
可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马文涛就像一条潜伏在暗处的毒蛇，随时会给我致命一击。
果然，麻烦很快就来了。
这次出事的，是刘琴的弟弟，苏强。
苏强从小被家里宠坏了，不学无术，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那天晚上，他在外面跟人玩牌，输红了眼，不仅把家里的钱偷光了，还欠了人家二百块的赌债。
债主直接找到了刘琴家，扬言不给钱，就要打断苏强的腿。
苏伯年气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王秀娥哭得死去活来。整个家，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刘琴焦头烂额，四处借钱的时候，马文涛“从天而降”。
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在那个自行车都算奢侈品的年代，这车简直就像个怪物。他拿出二百块钱，轻描淡写地替苏强还了债，然后把刘琴叫到了一边。
后来刘琴告诉我，马文涛当时对她说：“小琴，你看，这就是现实。陈建军能给你什么？他连二百块钱都拿不出来。你跟着他，只会吃一辈子的苦。”
“你只要点头，答应跟他断了。别说二百块，就是二千块，二万块，对我来说，都不算事。我还可以让你爸妈住进县城的楼房，让你弟弟进供销社上班。”
刘琴当场就拒绝了。
她对马文涛说：“马文涛，谢谢你的钱，这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但我和建军的事，你少管。就算我跟着他要饭，我也心甘情愿。”
那天晚上，刘琴回家，又跟家里大吵了一架。她父母觉得是她拒绝了马文涛，才断了全家的“生路”。
刘琴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我。她在我那个简陋的维修摊前，哭得泣不成声。
我抱着她，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我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不能立刻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让她不用再受这些委屈。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一个疯狂的念头，开始清晰起来。
光靠这个小摊子，一点点赚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不仅要活下去，我还要活得比马文涛更好。我要把他加诸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屈辱，连本带利地还回去！
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彻底扳倒他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我修好一台旧电视机后，悄然而至。
那台电视机的主人，是供销社仓库的一个老保管员，姓王，因为腿脚不好，提前退了休。他脾气古怪，没什么朋友。我帮他修好了电视机，没收钱，他很感激。
一来二去，我们熟络了起来。有一次，我提着两瓶劣质白酒去找他喝酒，几杯酒下肚，老王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他喝得满脸通红，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小陈，你是个好人。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你知道马德才父子，为什么那么有钱吗？他们那桑塔纳，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告诉你，都是偷的！偷国家的！”
老王告诉我，马德才利用职务之便，经常把国家计划调拨下来的紧俏物资，比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甚至是一般人见都见不到的彩电票，都扣下来，做假账报损耗。然后，让马文涛在外面找“倒爷”，高价卖出去。
“我亲眼见过！”老王一拍大腿，眼睛都红了，“好几次深夜，马文涛开着社里的解放大卡车，往城郊那个废砖窑拉东西！我就是因为不小心撞见了一次，第二天就被马德才找借口给辞退了！”
我听得心惊肉跳。
我追问道：“王叔，这事儿，你敢肯定吗？”
“我拿我这条老命担保！”老王把酒杯重重地墩在桌上，“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我记下了！每周五，差不多都是周五的深夜！”
我送走喝得醉醺醺的老王，独自坐在黑暗里，心脏怦怦狂跳。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机会，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但这也是唯一的机会。
我没有立刻声张。我知道，仅凭老王的一面之词，扳不倒马家这棵大树。我必须拿到铁证。
从那天起，我白天依旧是那个埋头修家电的“小陈师傅”。
到了晚上，我就变成了一个潜伏在黑暗里的猎人。
我开始在供销社大院附近蹲点，摸清了那辆解放大卡车的出入规律。我甚至偷偷跟踪过一次，亲眼看到那辆车，在深夜，开向了城郊的废弃砖窑。
我的计划，在我脑中渐渐成型。
我不能直接报案，那样只会打草惊蛇。我需要一个局，一个能让马文涛人赃并获，无法抵赖的局。
我想到了一个人。
县纪委的一个年轻干事，姓刘。他老家就在我们镇子附近，有一次他的收音机坏了，那台收音机是他过世的父亲留下的遗物，对他意义非凡。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把它修好，而且分文未取。
刘干事当时很感激，说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
我决定赌一把。
我用左手，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封匿名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红旗镇供销社，倒卖国家物资，每周五深夜，城郊砖窑。”
我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只在信的末尾，暗示了交易的物资可能是彩电，金额巨大。
我相信，只要刘干事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这样一封信，足以引起他的重视。
寄出那封信的那个下午，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但我知道，一场巨大的风暴，就要来了。
这是一个起了风的周五深夜。
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把自己整个人都埋在废弃砖窑厂对面的一片半人高的野草丛里，身上那件破旧的军大衣沾满了露水，冰冷刺骨。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像要挣脱束缚，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耳朵里，除了风吹过草叶的“沙沙”声，和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只剩下蚊虫在耳边不知疲倦的嗡鸣。
我一动也不敢动，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条通往砖窑厂的土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我在想，如果那封信石沉大海了怎么办？如果刘干事根本不相信，或者马文涛今天根本不来，我又该怎么办？
一旦我的行踪暴露，以马文涛的狠辣，他绝对会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声无息。
就在我几乎要被自己的恐惧和怀疑压垮的时候，远处，两道昏暗的车灯光柱刺破了黑暗。
来了！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发出沉闷的轰鸣声，颠簸着驶进了砖窑厂的院子。我认得那辆车，正是供销社的那一辆。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车门打开，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驾驶室跳了下来。是马文涛。他身后还跟着两个我认识的地痞，是镇上出了名的滚刀肉。
马文涛警惕地朝四周看了看，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有些狰狞。他没发现什么异常，便朝院子深处打了个手势。
很快，另一辆盖着帆布的小货车从砖窑的阴影里开了出来。
几个人开始利索地从大卡车上往下搬东西。那些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的箱子，从大小和形状来看，正是我从老王那里打听到的那批紧俏货——“金星”牌彩色电视机。
交易开始了。
我的手心里全是冷汗，紧紧攥着身下的泥土。我的计划成功了一半，但最关键的一环，还没有出现。
刘干事，他会来吗？他带着的人，会来吗？
我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煎熬地等待着。
院子里，马文涛正在跟小货车那边的人点钱，他的脸上带着得意的笑。我甚至能听到他那嚣张的笑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难道，真的失败了？
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深渊时，远处，传来了微弱的汽车引擎声。
声音很轻，但在这死寂的夜里，却格外清晰。而且，不止一辆！
我的精神猛地一振！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
是他们！他们来了！
然而，我听到了，马文涛那边的人显然也听到了。
其中一个马仔猛地直起身子，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竖着耳朵朝路口方向张望。
几乎是同一时间，仿佛是命运开的一个恶毒玩笑，砖窑厂院墙的另一侧，一只被惊动的野猫，“喵”地一声尖叫，从墙头上窜了出去，在草丛里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
这声猫叫，像一个该死的信号！
那个张望的马仔被吸引，下意识地，他举起了手里的手电筒，一道刺眼的光柱，猛地朝我藏身的方向扫了过来！
完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道光，像一把利剑，瞬间穿透了黑暗，将我那张写满了震惊和惶恐的脸，照得一清二楚。
“那边有人！”
那个马仔声嘶力竭地大喊，声音都变了调。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动作，齐刷刷地朝我这边看来。
马文涛猛地转过头。
当他看清草丛里那张脸时，他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经历了从惊愕，到恍然大悟，再到极致的怨毒和疯狂。
他全明白了！
“是他！陈建军！”
马文涛的咆哮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空旷的砖窑厂里回荡。
“是这个王八蛋搞的鬼！给老子抓住他！弄死他！”
他身边的两个地痞立刻扔掉了手里的钱，像两头恶狼，面目狰狞地朝我扑了过来！
就在这一刻，远处，刺耳的警笛声终于划破了夜空，由远及近，像催命的符咒，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
希望就在眼前！
可是，那两个凶神恶煞的打手，距离我藏身的这片草丛，已经不足二十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