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印度学者指着岷江问翻译:大洪水来了为啥不造船逃跑?

二零一九年,四川都江堰,这地方热闹得不行。

一位叫阿罗拉的印度学者站在岸边,看着脚下奔腾了也就是两千多年的岷江水,整个人都懵了。

他转过头,甚至忘了礼貌,死死盯着随行的中国翻译,问出了那个让他世界观崩塌的问题:“当大洪水来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是造船逃跑,而是试图去治理它?”

这句话问得太有水平了。

在他的认知系统里,那是神的地盘,发大水是老天爷发脾气,人能做的就是赶紧跑,或者跪在地上求饶,像诺亚方舟那样躲过一劫。

结果到了中国一看,好家伙,两千两百六十多年前,一个叫李冰的地方官,带着一帮泥腿子,也没见有什么神仙帮忙,硬是用竹笼和石头把这条狂暴的江水给“驯服”了。

阿罗拉回去后想了很久,憋出了一个在国际论坛上炸锅的观点:“中国被万神庇护,因此无法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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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像是在搞封建迷信,其实是你没听懂他的潜台词。

咱们先说说他嘴里的“万神庇护”。

阿罗拉觉得中国到处是庙,神多得数不过来,那是真把我们当成神权国家了。

其实吧,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

你翻开中国的神仙户口本看看,这哪里是神,分明就是一本“优秀员工表彰大会”名册。

在西方或者印度那块儿,神是造物主,是老板,人是打工的。

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受香火的“神”,生前都是活生生的人。

关二爷,那是讲义气的典范;妈祖,那是福建莆田救人的渔家姑娘;就连那个看起来神神叨叨的太上老君,原型也是写《道德经》的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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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逻辑硬核到可怕:我们不跪拜虚无缥缈的造物主,我们跪拜的是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为这个族群披荆斩棘的祖先和英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遇到灾难第一反应不是祷告。

你看看咱们的神话,天漏了,女娲去补;山挡路了,愚公去移;甚至连太阳多了晒得慌,后羿都敢拿箭把它射下来。

这种“不服就干”的基因,早就刻在骨头里了。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跟神的关系,那简直就是一场“商业谈判”。

这事儿说出来可能让阿罗拉觉得大逆不道。

在中国农村,老百姓拜龙王是为了求雨,那是给龙王爷面子。

要是烧了三天香还不下雨,你猜怎么着?

老百姓能把龙王像从庙里抬出来,放在大毒日头底下暴晒,指着鼻子骂:“你也不怕热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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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一块儿晒着!”

甚至地方志里还真有记载,有的县令急眼了,直接架起土炮轰天,逼着老天爷下雨。

这种实用主义的操作,在全世界信仰圈里绝对是独一份。

说白了,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契约:你保佑我风调雨顺,我给你重塑金身;你要是拿钱不办事,对不起,我立马换个神拜。

五千年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倒霉事儿还少吗?

五胡乱华那是真把汉人杀得没剩下多少了;后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谁见了不哆嗦?

再到后来满清入关。

按理说,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早该进博物馆躺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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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结果呢?

拿元朝来说,蒙古人军事上是赢了,把宋朝给灭了。

可没过几十年,你再看那些蒙古贵族,一个个嘴里念着唐诗,学着汉人的礼仪,比汉人还像汉人。

这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有弹性的网,外力打进来,网会凹下去,但绝对不破。

等到劲儿过去了,这张网就慢慢收紧,把异质的东西包住,最后全给消化了。

外力越强,反弹越狠,这种力量不是靠某一个神仙施法,而是靠儒家教怎么做人、道家教怎么保命、佛家教怎么修心,三股绳拧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到了近代,这股劲儿就更明显了。

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咱也没等着天降神兵。

四万万同胞,那是四万万个不信邪的“神”。

抗日战争打了十四年,靠的是什么?

不是玉皇大帝显灵,是每一个普通人拿命去填。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要啥没啥,苏联专家一撤,看着那个烂摊子,谁都觉得这就完了。

结果呢?

硬是在戈壁滩上搞出了蘑菇云。

这在信奉宿命论的老外看来,确实像是“有如神助”,但咱们自己心里门儿清,这个“神”,就是咱们自己。

那个印度学者阿罗拉,只看到了庙里的泥塑木雕,却没看懂中国人眼睛里的光。

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场面连上帝看了都得愣神。

没有统一的宗教动员,十几亿人就像听到了集结号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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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劲头,比任何宗教狂热都来得猛烈。

所以啊,当老外在那惊叹“中国无法战胜”的时候,咱们听听就算了。

这哪是什么万神庇护,分明是这个古老的族群,早就把“自救”两个字当成了本能。

路走不通就修路,河水泛滥就治水,天塌下来,总有高个子顶着;要是高个子倒了,剩下的人就长成新的高个子。

那天在都江堰,阿罗拉最后没说话,只是看着那座两千年前的水利工程发呆。

他可能隐约明白了,那滚滚而下的不是江水,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没断过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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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一百岁。

参考资料: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

《四川通志·都江堰水利》,四川省档案馆,民国三十六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