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这是最后一位候选人，王思明，清华毕业的高材生。”
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他正对我露出谦卑而自信的微笑。
九年了，他顶着我的分数，走在我梦寐以求的道路上，过得光鲜亮丽。
而我，从泥泞中爬起，终于坐到了这张可以决定他命运的桌子后面。
“清华……”我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规律的轻响，“我对你们那一届印象很深。王先生，我们聊点别的。”
我身体前倾，目光锁定他，一字一句地问：
“九年前，江城理科高考的语文作文题是《面具与真实》。你，还记得自己写了什么吗？”
01
九年前，江城第一医院铺着惨白瓷砖的走廊尽头。
浓郁的消毒水气味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每一次吸气都带着刺鼻的化学味道。
母亲独自坐在冰冷的金属长椅上。
她的双手死死抓着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缴费通知单，那张薄薄的纸被她攥得起了皱。
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血色，呈现出一种僵硬的惨白。
她的整个背影都佝偻着，仿佛被那几行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彻底压垮了。
“周然，你爸……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主治医生的话语很轻，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惋惜。
可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沉重的铁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脏上。
父亲是王建国工厂里的老技术员。
为了保住工厂一笔至关重要的海外订单，他在明知三号冲压设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情况下，选择了冒险进行违规操作。
那台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那一天下午三点零七分，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父亲被巨大力量击中后发出的痛苦闷哼。
以及周围工友们瞬间爆发出的一片惊慌失措的呼喊。
王建国那笔价值数百万的订单，最终是保住了。
我父亲的第三节腰椎，粉碎性骨折。
王建国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下午来到医院的。
他拎着一个包装精美、硕大无比的进口果篮。
他一走进病房，就径直走到我的身边，伸出肥厚的手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关切与沉痛，仿佛受伤的是他的亲人。
“小然啊，你爸是为了厂子才出的事，我王建国不是那种不讲情义的人。”
他把那个与病房环境格格不入的果篮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从他随身的真皮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沓文件。
“这是厂里几个老师傅的证词，他们都看见了，是你爸自己操作失误，没有遵守安全规程。”
他说话时，刻意把声音压得很低，但那股不容置疑的威胁意味，却清晰地传递了过来。
“如果按照正规的工伤程序走，事故定性为个人主要责任，厂里最多也就承担一个基础的医疗费用。”
我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那张写满精明算计的脸，没有说话。
“但是，”他话锋一转，脸上的沉痛瞬间被一抹虚伪的笑容取代。
“我个人，非常同情你们家的遭遇。所以我决定，我个人愿意承担你父亲所有的治疗费用。”
“包括后续去上海请最好的骨科专家，用最好的进口药，做最全面的康复治疗。”
他顿了顿，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来回扫视，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晚辈，更像是在审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作为回报，我只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
那天晚上，在医院附近一家名为“静心阁”的茶馆包间里，他把那个“小小的忙”摆在了桌面上。
“我儿子思明，你也认识，从小在一个学校长大的。”
王建国熟练地用开水冲洗着一套紫砂茶具，动作行云流水。
“这孩子，聪明劲都长到别处去了，就是学习……不太开窍。”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铁观音。
“再过两个月就高考了，就他那个成绩，别说一本，上个像样点的三本都悬。”
“我想让你，替他去考。”
茶杯与茶托碰撞，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声响，在过分寂静的包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抬起眼皮，看着我，慢悠悠地吐出了最后的目标。
“目标，清华。”
我端起面前的那杯茶，滚烫的茶水瞬间灼痛了我的手掌。
我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所有的感官似乎都麻木了。
“王总，这是犯法的。”我的声音沙哑干涩，像被砂纸打磨过。
“周然，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王建国笑了，露出一口因为常年抽烟而被熏得微黄的牙齿。
“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他将一杯茶推到我的面前，茶水的香气混杂着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让我感到一阵恶心。
“选择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你拒绝我。我们公事公办，你父亲定性为工伤个人责任，拿到几万块基础赔偿，然后躺在床上，未来一片灰暗。”
“第二条路，你答应我。”
“你父亲立刻被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同时，我再给你们家一笔钱，一笔足够你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
他身体前倾，凑近我，声音里充满了诱惑与压迫。
“你只是牺牲一次考试，一个虚名而已。换来的，是你全家的安稳，是你父亲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他站起身，走到我的身后，那只肥厚的手再次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
“我需要你，周然。这也是在帮你自己。”
这不是请求，更不是商量。
这是包裹着糖衣的命令，是悬崖边上唯一的选择。
我低着头，死死地看着杯中那几片慢慢舒展开的茶叶。
它们在滚烫的开水中无力地沉浮，像极了我此刻的命运。
漫长的沉默后，我听见自己用一种陌生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说。
“我答应你。”
接下来的六十天，我在这个世界上人间蒸发了。
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听到的版本是，我因为压力过大，精神衰弱，需要休学在家静养。
实际上，我被王建国用一辆黑色的奔驰，送到了位于城市远郊的一栋独栋别墅里。
这里非常安静，院墙很高，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
一个沉默寡言的阿姨负责我的一日三餐。
我的房间里，那张巨大的书桌上，堆满了最新、最全的复习资料和各地的模拟试卷。
物质上，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精神上，我却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每一次的内部模拟考，我的分数都稳定在七百分以上。
王建国每隔几天就会亲自过来一趟，拿着成绩单，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反复说着同样的话。
“好样的，小然，没看错你，绝对没看错你。”
他的儿子王思明，也偶尔会来。
他总是穿着我叫不出牌子的名牌T恤和限量款球鞋，懒洋洋地靠在我的房门框上。
他用一种混合着嫉妒、轻蔑和一丝无法掩饰的愧疚的复杂眼神看着我。
“喂，书呆子，这次又考了多少？别太拼命了，考得上就行，考太高了，我压力也大。”
我从来不回答他的话，只是低头做着我的题。
他便会觉得无趣，嘟囔一句“没劲”，然后悻悻地离开。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既希望我考出一个让他能在朋友面前炫耀的高分，又发自内心地嫉妒我能如此轻易地做到他耗尽心力也永远无法企及的事情。
02
高考那天，六月的江城，天气闷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
我拿着那张贴着王思明照片，写着王思明名字的准考证，走进了江城一中的考场。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考生们的喧哗，家长们的叮嘱，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监考老师在校门口核对照片和本人时，拿着我的准考证，又抬头看看我，皱起了眉头。
我的心脏在那一瞬间漏跳了一拍，但我强迫自己脸上保持着平静，甚至露出一个略带紧张的微笑。
他最终还是挥了挥手，让我进去了。
我坐在那个本该属于王思明的位置上，冷静地拆开试卷袋，答着每一道题。
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疯狂而执拗的念头。
我要考出一个高到让他永远都配不上的分数。
我要让这份耻辱，像滚烫的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他的身上，让他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当看到语文作文的题目是《面具与真实》时，我握着笔，停顿了很久。
我的脑海里，飞速闪过了医院里父亲痛苦扭曲的脸。
闪过了王建国那张写满虚伪和算计的笑脸。
闪过了王思明那副轻蔑又懦弱的嘴脸。
然后，我下笔了。
成绩公布那天，王建国亲自开着他那辆奔驰来接我。
车上，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和平日里那个沉稳的形象判若两人。
“702分！小然，702分！全省排名前五十！”
他一边开车，一边用力地拍打着方向盘，发泄着心中的狂喜。
“清华，稳了！我儿子的清华，这次是稳稳的了！”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我儿子”，这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
当晚，王建国在他那栋可以俯瞰整个江景的豪宅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
宾客盈门，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所有人都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王思明。
各种各样的恭维和吹捧，像潮水一样向他涌去。
“状元之才！”
“虎父无犬子啊，老王你有福气！”
“我们家孩子要是有思明一半出息，我做梦都要笑醒了！”
王思明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笔挺西装，笨拙而又得意地应付着亲戚朋友们的吹捧，脸上是掩饰不住的虚荣和满足。
而我，这个真正的“功臣”，被安排在了最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同桌的，是几个王家的远房亲戚，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宴会进行到一半，王建国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他凑到我的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小然，你辛苦了，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他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进了我的手里。
“密码是六个八，里面有五十万，比之前说好的多二十万。”
“拿着这笔钱，去南方读个好点的学校，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他的语气，就像是在打发一个完成了任务、并且表现出色的下人。
我紧紧地攥着那张冰冷的银行卡，坚硬的塑料边缘深深地掐进了我的掌心，传来一阵刺痛。
宴会结束时，我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独自离开了那栋灯火辉煌的豪宅。
我直接去了火车站，用口袋里仅剩的一点现金，买了一张去最南方的城市广州的硬座票。
火车缓缓开动时，我看着窗外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在视野中慢慢变小，最终消失在夜色里。
我没有回头。
我用那张卡里的钱，给父亲在上海最好的康复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
剩下的，我全部转给了母亲。
然后，我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踏进了广州一所普通一本大学的校门。
我选择了最热门，也是最辛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开学第一天，宿舍里的三个室友都在兴奋地讨论着未来的大学生活。
他们谈论着哪个系的女生最漂亮，哪个社团最有趣，哪家网吧的机器配置最高。
我默默地铺好自己的床铺，然后拿起一本《C语言程序设计》，去了图书馆。
从那天起，图书馆三楼的自习区和教学楼五楼的计算机房，成了我大学四年的全部世界。
当室友们在宿舍里为了游戏里的装备而彻夜狂欢时，我在图书馆里啃着厚厚的《算法导论》。
当他们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和心仪的女生花前月下时，我在机房里对着满屏的代码，调试着一个又一个的BUG。
当他们为了期末考试不挂科而通宵抱佛脚时，我已经在美国计算机协会举办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拿到了亚洲区的金牌。
我很少说话，几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我成了系里最沉默，也最神秘的一个人。
所有人都知道我成绩好得吓人，但没人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拼命。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702分的耻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每天都在抽打着我。
它时刻提醒着我，我的人生是被偷走的，我必须靠自己的双手，百倍、千倍地把它赢回来。
大学四年，我的简历被各种国内外的奖项、高分绩点和数个复杂的项目经验，武装到了牙齿。
毕业那年，我拒绝了所有国企、银行和事业单位抛来的橄榄枝。
我选择加入了当时还处于创业初期，办公室还在一个破旧写字楼里的互联网公司——“星河科技”。
我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
我的直属上司分派任务时，总是把那些最难、最紧急、最没人愿意接的烫手山芋扔给我。
我不抱怨，也不辩解，只是默默地接过来，然后完成它。
我的代码，永远是整个团队里最简洁、最高效、BUG最少的。
加班对我来说不是工作，而是生活本身。
无数个深夜，当整栋办公楼都陷入一片黑暗和寂静时，只有我工位上的那盏台灯，还亮着。
我不是在拼命。
我是在追赶那个九年前被偷走的，本该意气风发的自己。
入职第二年，公司赖以生存的核心产品“星河资讯”的用户增长陷入了严重的瓶颈。
后台的推荐算法精准度极低，用户点开APP后，划不了几下就因为内容乏味而退出，导致次日留存率持续走低。
整个技术团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整整三个月，尝试了各种方案，都毫无进展。
当时的我，还只是算法小组里的一个普通程序员。
我利用所有的下班时间和周末，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花了三个星期，从零开始，推翻了原有的算法架构，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多目标深度学习推荐模型。
我将我的完整方案、代码实现和基于公司脱敏数据的模拟测试报告，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文档，用邮件直接发给了公司的技术总监。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被总监的助理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一周后，我被破格任命为“推荐算法优化专项项目”的负责人。
我带着一个临时组建的五人小组，在公司旁边租的酒店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封闭开发了整整两个月。
新算法上线那天，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后台的数据大盘。
产品的次日留存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八，飙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三。
一个月后，这个数字稳定在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公司的用户量开始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
在年底的庆功会上，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亲自端着酒杯走到我的面前。
“周然，你是我们星河科技的大功臣。”
同样的话，九年前我也听过。
但这一次，我坦然地举起了自己的酒杯，和他重重地碰了一下。
这个功劳，完完全全，只属于我周然自己。
凭借这个项目的巨大成功，我连升三级，从一个普通程序员，变成了算法部的核心骨干。
接下来的几年，我主导了公司数个最关键的技术项目。
从支撑公司广告业务的精准投放系统，到后来大火的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
再到如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
我用一个个无可辩驳的技术成果和为公司带来的巨大利润，为自己铺就了一条无可阻挡的晋升之路。
我不善交际，不懂奉承，也从不参与任何办公室政治。
我的代码和项目成果，就是我最硬的社交货币。
03
九年后，我二十七岁。
我正式被任命为星河科技最年轻的部门总监，负责公司最核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算法部。
我的手下，带领着一个近百人的精英团队。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毕业于国内外的顶尖名校，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我拥有这个团队所有岗位的最终招聘决定权。
我的办公室，在公司新总部大楼的顶层，第五十八层。
我有一整面巨大的落地窗。
从这里，可以俯瞰这座繁华都市的所有街道和建筑，看它们在脚下汇成一片钢铁洪流。
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站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我偶尔，也会在某个加班到深夜的时刻，想起王思明。
我想象着他顶着清华大学的光环，过着怎样的人生。
我以为，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直到那天下午。
我的部门需要招聘一名高级产品经理。
这个职位非常关键，他需要成为我手下这群技术天才和公司市场端之间的桥梁。
他不仅需要有极其敏锐的市场嗅觉，还需要有足够深厚的技术理解力，以便能和我的工程师们用同一种语言对话。
所以，我给人力资源部的要求是，优先考虑有顶尖院校理工科背景的候选人。
人力资源部的效率很高，经过几轮筛选后，一份包含三位候选人的终面名单，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
我随意地翻看着。
第一个，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
第二个，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方向博士。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份金光闪闪、无可挑剔的履历。
突然，我的手指在翻动鼠标滚轮时，停住了。
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让我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王思明。
简历上的照片，就是他。
比九年前成熟了许多，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但眉眼间的神态，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毕业院校那一栏，赫然印着“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士”这几个无比刺眼的字。
他的工作经历看起来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在几家二线的互联网公司辗转，职位从最基础的产品专员，一路做到了产品总监。
我盯着那个名字，足足看了一分钟。
九年的隐忍、汗水、不甘和愤怒，在这一刻，全部从记忆的深处翻涌上来。
最终，这些汹涌的情绪，都化作了一种冰冷的、近乎愉悦的平静。
我合上电脑，拿起了桌上的内线电话。
“琳达，下午三点的高级产品经理终面，安排在我的办公室。”
“让前面两位候选人按原计划去三号会议室，最后一位，我亲自来面。”
助理琳达在电话那头有些意外，但还是用她一贯专业的语气回答：“好的，周总。”
挂掉电话，我站起身，慢慢走到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阳光正好，万里无云。
我等待了九年的猎物，终于自己走进了猎场。
下午三点差五分，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周总，王先生到了。”助理琳达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让他进来。”我的声音平静无波。
办公室那扇厚重的实木门被推开。
王思明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戴着一副斯文的金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甚至能闻到淡淡的发胶味道。
他的脸上挂着职业而又自信的微笑，比九年前那个在别墅里靠着门框的少年，看起来要体面和成熟太多。
他显然没有认出我。
九年的奋斗与磨砺，早已将我从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眼神锐利、气质沉稳的部门负责人。
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比他年轻，但职位比他高的面试官。
“周总，您好，我是王思明，这是我的简历。”
他双手将一份打印精美的简历递到我的面前，身体微微躬身，姿态放得很低，充满了对权力的敬畏。
我没有伸手去接，只是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那把访客椅。
“坐。”
我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
他略微有些尴尬地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收回简历，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他只坐了椅子的前三分之一，腰板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随时准备接受检阅的姿态。
“王先生，不用紧张，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随便聊聊。”
我身体向后，完全靠在宽大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摆出一个放松而又强势的姿态。
“先介绍一下你过往的工作经历里，你个人觉得最成功的一个项目吧。”
这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面试开场白。
王思明听到这个问题，明显松了一口气，这显然是在他精心准备的范围之内。
他清了清嗓子，脸上再次浮现出那种自信的笑容，开始侃侃而谈。
“周总，我之前在‘速影科技’担任产品总监时，曾独立主导过一款短视频产品的冷启动和用户增长项目。”
“当时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我们团队通过对用户画像的精准定位，敏锐地抓住了当时还是一片蓝海的下沉市场流量红利。”
“并且，我们创新性地设计了一套以社交裂变为核心的用户增长飞轮……”
他的嘴里，不断地冒出各种时髦的、听起来高深莫测的互联网行业黑话。
“深度赋能”、“用户心智”、“重塑认知”、“打造行业护城河”、“完成商业生态闭环”。
他讲得非常流利，语速不快不慢，逻辑听起来也似乎无懈可击，像一个已经排练过无数遍的演员，在舞台上背诵着他最熟悉的台词。
我没有打断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甚至没有去看他，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
偶尔，我会轻轻地点点头，给他一种我在认真倾听并且表示认可的错觉。
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足足有十分钟，讲得口干舌燥。
终于，他停了下来，满怀期待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提问和赞许。
我没有就他所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项目，提出任何一个细节问题。
因为我知道，那些光鲜亮丽的数据和听起来激动人心的成功故事背后，真正的核心工作，不可能是由他来完成的。
我将目光从窗外收回，身体微微前倾，十指交叉，轻轻地放在桌面上。
“你的履历非常出色，王先生。”
“清华大学的教育背景，是你职业生涯一个非常好的基石。”
“可以说，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始于那里，不是吗？”
我看着他，语气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王思明的脸上依然保持着那种职业化的微笑，但他的眼神里，已经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我微笑着，像一个即将揭开魔术谜底的魔术师，问出了那个我已经在心里演练了九年，演练了无数遍的问题。
“我记得，九年前，江城理科高考的语文作文题，是《面具与真实》，一个很有哲学思辨性的话题。”
“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不知道你现在，对这个题目有什么新的感悟？”
王思明的笑容，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瞬间僵在了脸上。
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他所有精心准备的面试话术的范围。
它不考察你的业务能力，不考察你的项目经验，也不考察你的管理水平。
它拷问的，是一个人的真实思考和真实经历。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有些刁钻的开放性问题。
但对于王思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他永远也无法挣脱的陷阱。
因为他的人生，他的一切，都建立在一副不属于他的面具之上。
我看到他的眼神开始慌乱地游移，不敢与我对视。
我看到他额头上，开始有细微的汗珠渗出。
他清了清嗓子，试图用一些空洞的、陈词滥调的哲学概念来搪塞过去。
“呃……周总，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深度。”
“我觉得……它探讨的是……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都不可避免地要戴上……一些面具……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也是一种……一种成熟的标志……”
他的话语空洞、干涩，毫无逻辑，颠三倒四，像一个考试时被老师抓到作弊，正在拼命狡辩的小学生。
我没有等他说完。
我直接打断了他。
我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冷酷的语调，说出了一段话。
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刺破了他虚弱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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