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清晨，北平香山慈云寺钟声回荡，送行孙中山的队伍里，一个戴黑纱臂章的年轻人引人注目，他就是孙科。那天，很多人悄悄打量这位“国父之子”，猜测他日后会否扛起父亲的旗帜。
顺着目光往前追溯，早在1891年10月，孙科出生于香山县翠亨村。4岁那年，出于安全考虑，孙中山把妻小送往檀香山。从此，父子多靠书信维系。信中，孙中山反复叮嘱：“读书须求甚解，勿徒作文章。”这句话后来被孙科抄在笔记本扉页，一直带到老。
童年时的檀香山生活并不富裕，但学校氛围自由。孙科成绩不错，小伙伴却常拿他的汉语口音开玩笑，逼得他偷偷用毛笔练字，生怕被人说“只会说洋话”。这种小小自尊心，影响了他对身份的敏感。
1907年，十六岁的孙科加入同盟会。消息传到东京，孙中山只写了两行字：“愿汝慎思笃行。”没有夸奖，也没有责备。有人说父亲冷淡，其实孙中山清楚，革命是刀口舔血的买卖，不能只靠血缘递补。
1913年，孙科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又一路读到博士。他钻研市政，最得意的论文是《大都市道路分级》。几年后，他带着这份论文回国。廖仲恺和胡汉民联名推荐他出任广州市长，理由是“懂理论，会外语”。孙中山犹豫再三才点头。
广州市长的椅子并不好坐。孙科一上任就遇到自来水管破裂、码头堆货拥堵等棘手事。有一次凌晨三点，工务局长敲门报灾，他顾不上系扣子就跑去珠江边。事情算解决了，可老城的利益格局依旧纹丝不动，这让他第一次见识到“官场的黏稠”。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权力再分配。蒋介石借北伐声望抬头，孙科可用的筹码不多，只能接受行政院副院长、立法院院长等职务。外界曾流传“以父易子”的说法，终究没成气候。
抗战八年，他配合蒋介石做过不少后勤调度，战时迁都重庆的财政、物资，他在一旁打下手。论忠诚，他言听计从；论政治嗅觉，他远不及风头正劲的陈立夫、吴铁城。
1947年，孙科当选“立法院院长”。局势却急转直下，解放战争连月失利。南京政府内部弥漫悲观情绪，蒋介石开始秘密筹划撤往台湾。1949年初，蒋介石亲自登门：“一起去吧，有你镇得住舆论。”孙科摇头：“我想暂时静观，其余不必多言。”语气不激烈，却极坚决。
拒绝同行并非一时冲动。孙科心里有盘算：他的姓氏是资产，也是桎梏。若真去了台湾，名义上受礼遇，实则成政治招牌。于是，他干脆辞职离京，辗转香港，随后携妻子宋美龄堂妹宋蔼龄之女宋纬华飞往欧洲。
1951年，新居选在法国尼斯。阳光与海风虽好，口袋却见底。卖掉上海产业得来的资金，用了不到一年就七零八落。移民美国后，他靠子女接济度日，常年租住旧金山一栋老公寓。一次，他望着空空如也的冰箱，对妻子苦笑：“没想到我也会为下一顿发愁。”妻子只回了两个字：“撑着。”
身心双重落差让孙科患上高血压和心脏病。期间，北京方面透过旧交递来问候，希望他归国参与政协，他犹豫良久，始终未表态。越拖，越难启齿。
1964年，台湾当局再伸橄榄枝，条件十分优厚。此刻，年逾古稀的他已无力再漂泊。1965年3月，他登上前往台北的班机。岛内宣传机器迅速运转，“国父长子返台辅弼”成了报纸头条。
初到台北，同乡会为他接风，场面热闹。他被聘为“总统府资政”，随后出任考试院院长。权力斗争的硝烟在蒋氏父子周围翻滚，他谨慎保持距离，每日按时上班批公文，闲暇就写《中山先生与三民主义补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校对到深夜。
年岁渐长，他常提起父亲留下的那句“慎思笃行”。可惜身体不再配合。1973年9月13日，孙科在台湾荣民总医院病逝，终年八十一岁。治丧委员会规格颇高，但出席致哀的人多半是官员，昔日同窗、旧部已凋零。
孙科一生有四子一女，长子孙治平早年留美，后定居休斯敦；次子孙治强曾回香港经商，晚年常赴广州；女儿孙穗芳多年奔走各地，致力保存孙中山档案。血脉在延续，而关于孙科本人的评价始终复杂：他有名望，无野心；有学识，缺锋芒；在重大抉择前既有勇气也有踌躇。这些特质交织，造就了那年春天拒绝去台湾的瞬间，也写下了之后二十余年的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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