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夏，京城午后的阳光透过紫禁城屋脊，斜照进中南海水杉林。接近傍晚，华国锋步入瀛台小院，准备向毛主席汇报唐山救灾物资调度。寒暄未毕，主席突然轻声提到：“湘潭那边，现在油菜花是不是开了？”一句家乡话，让在场工作人员都察觉到老人家的思乡情绪比往年更浓。
思乡，源自根脉。华国锋很早就明白这一点。1938年，他还是山西交城少年苏铸，为避家累改名“华国锋”，誓言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1949年随大军南下，落脚湘潭，后来长期在毛主席家乡任县委、地委、省委要职。两代人，一处故土，缘分从此缠绕。1955年，华国锋凭三篇探讨合作化的调查文章首次被毛主席点名召见。那天长沙骤雨初歇，毛主席问得细，华国锋答得稳，堤防和信任在短短半小时里互换，之后十余年两人时有交集。
1959年国庆前夕，毛主席回韶山。道路坑洼、接待所陈旧，华国锋连夜布置，确保主席看见的不只是热情，还有新貌。主席返京途中，特别提起湘潭干部“踏实”，那名“高个北方人”在他心中愈发清晰。1966年六月滴水洞小住，主席责问陈列馆“只展一家人”，华国锋记录在本子上，三天后便添入韶山党支部五烈士事迹，馆内版面彻底换新。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这类“补台”华国锋做过多次，从不邀功。
进入七十年代，毛主席健康渐衰，白内障迫使他依赖秘书朗读文件，对湖南方言小戏却念念不忘。1973年五月那场汇报结束后，华国锋回到西长安街办公楼，一边翻看湖南省前年文艺会演资料，一边思索怎么让主席“见”到故乡。深夜，他叫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狄福才，话不多，只有一句：“拍几出最地道的花鼓戏，送进瀛台。”
这番对话后来被狄福才写进工作备忘：“首长仅用了十三个字，没有商量语气。”导演摄制组火速南下。那年六月的岳麓山云雾缠绕，机位刚架好便落小雨，灯具短路数次，胶片进仓仍带潮气。技术员心里急，却没人抱怨，一句口头禅流行开来：“为主席拍的片子，不能返工。”《园丁之歌》《补锅》《胡寿才借年》《刘海砍樵》四出戏最终剪成一卷半小时16毫米胶片，经广州起运，当月送抵北京。
七月某日夜间，毛主席临时兴致，工作人员在瀛台会客室支起银幕。戏台锣鼓声一起，老人家先是眯眼辨认，随后抬手示意暂停，请译电员将字幕读慢些。他轻轻拍掌：“是正宗的味道，这才像家乡戏。”一句评价，让在旁的华国锋暗松一口气。散场时主席补了句：“湖南那边剧团辛苦了，要多关心他们。”第二天，华国锋批示湖南省文化局，对参与录制的演员技术员全部记功嘉奖，剧团得到新设备，影像也被送进解放军总政治部，作为文工团学习范本。
自此，瀛台的周末多了一项固定节目：放映湖南花鼓戏。毛主席偶尔因病卧床，仍要求工作人员把录音开到最大。卫士曾听见他自语：“稻谷香，好像就飘进屋里了。”对一位终生奔波的革命者来说，这或许是最轻盈的慰藉。
然而现实并不宽容。1976年七月唐山大震，毛主席寝食难安，华国锋昼夜兼程救灾，空隙仍派人带最新花鼓戏《打铜锣》拷贝回京。八月，剧团收到简短回信：“主席看过，说‘锣鼓敲得好’。”信末落款只有“国锋”两字。
九月九日凌晨，华国锋匆匆赶到中南海202住所，毛主席已辞世。灵堂花圈间，华国锋神情克制，执行完遗体保存与纪念堂决策后，在角落停了几分钟，吩咐工作人员把那卷花鼓戏原带封存。理由只有一句：“主席最后看过的东西，务必保留原状。”
事后很少有人知晓，这些黑白胶片辗转存入中央档案馆，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修复复制，成为研究毛主席晚年精神世界的珍贵材料。胶片外包装封条上仍可见1973年华国锋手写的红蓝铅笔字：供主席欣赏，非公映。
一次简短的拍摄命令，并未改变国家命运，却让一位病中的巨人得以在影像中“回乡”；也揭示了华国锋行事一贯的特质——少言、果断、周全。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倒不算意外，他把对领袖的敬重与对湖南土地的熟悉，化成了一部戏，一卷胶片，一段私密而绵长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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