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市长陈毅的办公室里来了个“大款”。
这人叫肖林，进门二话不说，往桌上拍了一串钥匙和一本厚厚的账本。
陈毅打开一看，当时就愣住了：12万两黄金，外加折合1000多万美元的巨款。
这笔钱要是搁现在，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这位身价千万的“财神爷”，最后竟然卑微地求陈毅答应他一个小要求：只想留三块银元做纪念。
这哪是富豪啊，简直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疯子”。
但恰恰就是这三块不起眼的银元，藏着一段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的顶级潜伏秘史。
咱们看谍战片，总觉得地下党就是搞情报、玩暗杀，其实还有一种更惊心动魄的潜伏，叫“搞钱”。
把时间拉回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把八路军的军饷断得干干净净，再加上日伪封锁，延安那边别说打仗了，连盐都吃不上。
周恩来在重庆急得整宿睡不着觉，他明白一个道理：光靠嘴上抗议填不饱肚子，党必须得有自己的“钱袋子”。
于是，他在重庆秘密约见了一个年轻人，这人就是肖林。
周恩来给的任务特别“反常规”，没让他去偷情报，而是让他去当那个年代最被人看不起的“奸商”。
指令很简单：去做生意，必须要赚钱，而且赚得越多越好。
周恩来还定了个铁律：这笔钱，党什么时候要，你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
有一种潜伏不靠枪杆子，靠的是算盘珠子，但这算盘打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肖林接下这活儿的时候，表面身份还是民生公司的秘书，底子比葱白还干净。
也就是从那天起，那个热血青年肖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明算计、甚至在亲戚眼里特“抠门”的肖老板。
他和妻子王敏卿从江津起家，倒腾土纱、食糖，短短几年，生意像滚雪球一样从重庆滚到了上海，成立了赫赫有名的“华益公司”。
在外人眼里，这对夫妻简直是钻进了钱眼儿里。
生意做得那么大，平时却抠抠搜搜的，亲戚上门借钱，十有八九都被婉拒，背地里没少被人戳脊梁骨。
大家都说这两人是守财奴，可谁能想到，1948年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急需资金支援，这位“抠门”的肖老板大手一挥，直接拿出了3亿法币。
这笔钱再当时能买下半条街，他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事儿最绝的地方，还在于肖林做生意的手段。
要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把生意做大，还能把物资运给共产党，这不仅得胆子大，还得脑子活。
肖林走了一步险棋：他把国民党的一路“神仙”都供了起来。
当时驻扎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是个贪财的主。
肖林不仅没避开他，反而利用妻子王敏卿的关系，拉着李弥的亲戚合伙开了个“中兴公司”。
这招“灯下黑”玩得简直炉火纯青。
利用李弥的军方背景，大摇大摆地把棉纱运出青岛，甚至让李弥的儿子和侄女住在自己上海的家里当“护身符”。
就在国民党军舰的掩护下，一批批紧缺的西药、医疗器械，被伪装成普通百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山东解放区。
陈毅后来都感慨，说华东战场上那些救命的药，都要记那个“姓肖的”一功。
最危险的地方不仅安全，还能省运费，这波操作简直是把敌人当成了免费的搬运工。
不过，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随时可能掉脑袋。
肖林夫妇不仅要防备国民党的特务，还要面对来自内部的背叛。
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遇毁灭性打击，原来的负责人刘国定叛变了。
这个刘国定是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对肖林的底细门儿清。
他为了活命，像疯狗一样供出了肖林夫妇在上海的踪迹，甚至还向特务提供了抓捕方案。
当时死神几乎已经敲响了肖林家的大门，如果不是地下党的情报网拼死抢在特务前面发出了警报，这对“红色掌柜”恐怕早就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肖林要把所有家产上交。
在那1000多万美元的背后，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无数战友的鲜血，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对信仰的死磕。
在交接仪式上，陈毅看着清单上的巨额数字，想起周总理特意交代过“可以留一部分作私产”，就极力劝说肖林夫妇给自己留点后路。
但肖林夫妇死活不干，他们的理由特别简单：这些都是党的钱，我们只是经手人，哪有拿公款当私产的道理？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肖林才提出了那个著名的“三块银元”的请求。
他说，这三块银元不是钱，是他们夫妻二人十几年地下经济工作的见证。
陈毅听完，大手一挥，不仅准了，还给肖林改了个称呼，说外面叫你肖老板不合适，你是我们党的“红色掌柜”！
这一千万美元要是拿了一分，那就不叫信仰，叫生意。
故事的最后，咱们把目光拉回到1997年。
重庆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晚年的肖林夫妇，希望能征集一些革命文物。
两位老人找了半天，颤颤巍巍地拿出了那三块被珍藏了半个世纪的银元。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从千万富翁变回了普通工薪阶层，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甚至在特殊时期受过委屈，但这三块银元，他们一分一毫都没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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