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二月初，北京西山的积雪尚未消尽。夜里十点，台灯下的李讷把信纸折了又展、展了又折，眼前只剩十二个字：母亲骨灰，可否安放山东诸城？写好这一封信，她托老同事阎长贵带去千里之外的老家，心里七上八下。信要寄出，十几年的牵挂却难放下。
江青的遗体火化是1991年五月，当时火化证编号排在两千多号。骨灰盒被妥善封存，没有葬礼，也没有悼词，一切静悄悄。外界只知“第一夫人”已成历史，没人关心那只暗红色骨灰盒有无归宿。李讷却每天都会想到母亲的遗言——“把我埋在家乡。”一句话，像石头压在胸口。
时间往回跳到1930年代。那时的李云鹤还是胶东乡下一个不甘命运的姑娘，逃荒、进城、漂泊沪宁线，又辗转到延安。她在长枪短炮中摸爬滚打，入党、学艺、到中央党校做勤务；命运的拐点，是1938年她拿着热水壶推开了窑洞的门，看见了刚写完一篇文章的毛泽东。缘起于细心，也埋下了后来叱咤风云与跌落尘埃的种子。
李讷出生在1940年，父亲为她取名“讷”，意在谨言慎行。这两个字像箍，套在女儿一生的言行上。1976年，父亲病逝，母亲被捕，三年后经审判，她的死刑改为无期。狱中那位昔日锋芒毕露的女人给女儿留下不长不短的一句话：“我将一切交给你。”李讷听得懂，这既是托付，也是负累。
1991年春，江青再次申请去毛主席纪念堂献上自制纸花圈未果，五月十四日深夜，她以白色绷带了结余生。获得骨灰那天，李讷默默抱着盒子坐在刑场医院的台阶上，一句话都说不出口。随后她把骨灰交给殡仪馆暂存，理由是“以后再办”。“以后”一等就是五年。
有意思的是，诸城方面对江青的态度并不排斥。阎长贵把信送到市委书记手里，对方看完立即表态：“可以安葬，地我们来找。”回函很快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张墓区规划图。按理说，事情已经成了，可李讷陷入新的纠结：母亲的名字注定特殊，埋到家乡，外界的指指点点，给当地平添难题；自己常年在北京，千里奔波祭扫也是负担。
王景清看着妻子反复踱步，轻声劝道：“不急，慢慢来，人走茶凉，可是亲情得冷静处理。”李讷只淡淡应了声“嗯”，把回信与那张墓区图压进了抽屉。她明白，一旦落锤，尘埃就定了；还在犹豫，说明心底那道坎儿没迈过去。
转眼到了世纪之交。2002年春，几位老同志聚在中办的旧招待所，话题还是“李云鹤的骨灰怎么办”。有人建议：“就安北京吧，离你近，更好照应。”李讷沉默良久，终于答应。她知道，母亲已经离开十一年，世事风起云涌，但终究得让尘归尘、土归土。
筹备并不张扬。福田公墓管理处给出了一块背靠松林的小坡地，面积不到两平方米。李讷选了最普通的花岗岩碑，正面刻七个大字——“先母李云鹤之墓”。没有生卒两行，也没有家属署名。底下附加一句话：“女儿女婿暨外孙敬立。”访客若非用心，很难知晓这里躺着的，是曾令世界侧目的“江青”。
安葬那天，没安排哀乐，只摆了两束白菊。李讷把骨灰盒轻轻放入墓穴时，喃喃道：“妈，您歇着吧。”旁人听不清，她自己却红了眼眶。不到半小时，仪式结束，所有人默默散去。墓园的松涛掩住脚步声，襟怀却变得轻松。
为什么会有十一年的拖延？外界有诸多猜测。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其一，法律程序要走完，保外就医期间的江青并未完全解除刑期，骨灰处置需等正式手续。其二，政治氛围尚未完全平复，任何公开安葬都可能引起波澜。其三，家属情感纠结：葬回故里有乡情，也有舆论压力；留在北京便于看护，却要承受注视。多重权衡之下，只能作最稳妥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李讷并非没有孝心。1991年至2002年，她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去殡仪馆领回骨灰，暂放家中，点上一炷香，再送回安置。对外不张扬，对内不忘记，这样的克制正与“讷”字不谋而合。曾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搁置母亲遗愿，她只是摇头：“时有时的安排。”
站在今天读那方朴素墓碑，很难将它与风云一时的“样板戏台柱”联系起来。历史并非一块平滑的木板，而是布满刀痕斧凿。1949年开国到1976年巨变，江青无疑扮演了极端复杂的角色；而对女儿而言，母亲始终只是母亲——这也解释了那封在1996年写给诸城的信，行文谨慎，却包含一片私人的柔软。
李讷后来极少再谈这段往事。她依旧过着低调的生活，逢年过节会带着家人去福田公墓，静静站一会儿。墓碑前，鲜花换了一茬又一茬，碑面上的“李云鹤”三个字始终是黑色，仿佛提醒世人：潮起潮落，有人终要回到寂静。
岁月流转，如今那封写于1996年的书信已被档案馆收入案卷，字迹仍清晰可辨。它记录的，不只是一次求助，更是一段家国情仇交织后的无声叹息。李讷的谨慎，也许正是她能以平常心走完风暴余生的原因。母亲的归宿，已经不再成为夜深人静时案头的那张被揉皱的信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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