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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腊月二十八，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
小姨子周小曼站在我家堂屋里，把一盒点心狠狠摔在地上，饼干碎了一地。她指着我的鼻子喊："陈建国，你等着，这辈子我都不会喊你一声姐夫！"
然后她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风雪里。
我媳妇周小芹追出去喊她，声音被北风吹散了。我站在原地，看着满地狼藉，心里五味杂陈。
那年我三十二岁，刚从部队转业回老家棉纺厂当车间副主任。本以为能风风光光回来，没想到还没站稳脚跟，就跟小姨子结了这么大的梁子。
这个梁子一结，就是整整十五年。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我是1976年参的军，那年我十九岁。穷人家的孩子，没别的出路，能当兵吃上公家饭，父母高兴得请全村人喝了顿酒。
在部队一待就是十三年。我不是那种天生的当兵料，但我豁得出去，训练从不偷奸耍滑。
1984年，我回老家探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周小芹。她在县棉纺厂当挡车工，人长得端正，说话轻声细语的。见了三面，双方都觉得合适，就把婚事订了下来。
周小芹家姐妹三个，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老二周小燕嫁到了邻县，老三周小曼那年才十七，还在念高中。
结婚那天，小曼还是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敬酒时甜甜地喊我姐夫，我给了她二十块钱的红包，把她高兴坏了。
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声"姐夫"，会成为我们之间最后的称呼。
婚后我就回了部队，两地分居，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直到1989年，我选择了转业。
县里给我安排到棉纺厂，正好是我媳妇的单位，干车间副主任。这个安排其实挺不错的，棉纺厂是咱们县的利税大户，效益好得很，工人们一个月能拿两三百块钱。
拿着介绍信去厂里报到那天，我意气风发。厂办主任亲自来接，握着我的手说："陈主任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我当时还纳闷，我一个新来的副主任，怎么这么客气？
后来才知道，转业军人进厂当领导，在当时是有些特殊的。上面对安置工作抓得紧，厂里也想跟县武装部处好关系，所以对我格外重视。
我在厂里的第一个月，就有不下二十个人来找我办事，送礼的、请吃饭的、托关系的，目的都差不多，无非是想让我帮忙安排个工作、调换个岗位什么的。
我一概婉拒了。
不是我装清高，是我心里有数，自己屁股还没坐热呢，这时候就开始搞这些弯弯绕，迟早要出事。
这其中就包括我的小姨子周小曼。
小曼那年二十二，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农村姑娘没有工作，年龄一天天大了，亲事也不好找。丈母娘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整天唉声叹气。
我刚进厂那会儿，丈母娘就旁敲侧击地提过几次："建国啊，小曼这孩子也不小了，要是能有个正式工作就好了......"
我心里明白她的意思，但没敢接话。
棉纺厂的工人指标，那是香饽饽中的香饽饽。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县里各个单位都盯着呢，普通老百姓想进来，难如登天。
我刚来，根本没那个能力。
腊月二十五那天，丈母娘领着小曼来了我家。
小曼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扎马尾辫的小姑娘了，出落得挺漂亮。但她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别扭，半低着头，明显是被硬拉来的。
丈母娘把一盒点心往桌上一放，开门见山地说："建国，我也不绕弯子了。你现在是厂领导，咱自家人不找你帮忙，还能找谁？小曼这孩子你也知道，勤快、能吃苦，进厂肯定能干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最怕的事情还是来了。
我媳妇周小芹在旁边帮腔："是啊建国，小曼在家都待了四年了，你看着帮帮忙呗。"
我沉默了一会儿，斟酌着说："妈，不是我不想帮，是这事儿我真办不了。我才来一个月，招工的事都是厂长和书记定的，我一个车间副主任，说不上话啊。"
丈母娘脸色变了："你现在是领导了，怎么会说不上话？"
我耐着性子解释："妈，您不了解情况。厂里的用人指标是上面定的，要经过层层审批，我真的插不上手......"
话还没说完，小曼突然抬起头，眼眶红了："姐夫，你就直说不想帮不就行了，找什么借口？"
我一愣："小曼，我没找借口，我说的是实情。"
小曼冷笑了一声："实情？厂里上个月刚进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们车间主任的侄女，你是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这件事我确实知道，但那是老主任张德胜办的。他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我一个刚来的人，怎么比？
我还没来得及辩解，丈母娘又开了腔："建国啊，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帮别人帮得，帮自家人就帮不得了？小芹嫁给你这些年，你一直在部队，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撑着，容易吗？现在让你帮她妹妹一把，怎么就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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