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后台灯火通明，刚唱完安可曲的邓丽君缩在暖风机旁猛吸气。她的围巾被赵素桂紧紧揪住，母亲小声问：“丽君，还喘吗？”她勉强弯起眼角：“没事，一会儿就好了。”舞台上的掌声依旧滚滚而来，母女俩却知道，第一次剧烈的支气管痉挛已经拉开了序幕。八年后，泰北清迈的医院冷冰冰的病房里，赵素桂听见医生宣告死亡时间，只抹了把眼泪，随后说出那句令人倒抽冷气的话——“丽君走得是时候”。不少亲友疑惑，那分明是最疼女儿的母亲，怎么舍得让生命就此停格？答案得从更早的日子说起。
1953年1月29日深夜，台湾云林一间军眷宿舍里，第四胎终于是个女娃。赵素桂早给邻居打过招呼，若再是男孩就抱过去。但那张粉嫩小脸让她瞬间改主意，取名“丽筠”，后来改写成“丽君”。现实却不温柔：五个孩子、一份军薪，一顿饱饭都靠算计。等到孩子六岁，家里添了老五，经济彻底绷紧。就在这时，小丽君一次学校联欢唱《丢丢铜》，精确音准把老师听得愣住。赵素桂看见机会，咬牙拿出几乎全部积蓄买了把二胡，又托人把女儿送进台视歌唱训练班。
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已经是《每日一星》主力嘉宾，一晚下来酬劳出奇地高。演播室里到处是电线与烟味，她麻利地搬凳、对麦、化妆，赵素桂守在灯影边，提着那只旧化妆箱。从那以后，台湾大大小小的歌舞厅、军中慰问舞台、街头义唱摊位，母女两张车票、一张房卡，轮番流转。收入最多时能到八千新台币，足够一家人搬进台北公寓。可歌声背后是体力与嗓子的双重消耗，哮喘、咽炎、轻度肾病在青春期同时找上门。
1973年邓丽君赴日录制《空港》，陌生的语言、严格的练声课让她几欲放弃。赵素桂每日提一篮菜，在宿舍小炉子炒菜、煲汤。日语刚学一个礼拜，母亲却已能用片假名问路。有人说邓丽君会唱九种语言，其实背后是一对母女对着电视新闻抄生词的漫长夜晚。唱片销量直冲榜首，巡演日程排到三年后，外界只见风光，没人知道她常在走音担心里偷偷吸药雾。
感情路上，她的伤更深。1971年的林振发、1979年的成龙、1986年的郭孔丞、1992年的保罗，每一次都是浪漫开头，支离破碎收场。赵素桂习惯在酒店门口等女儿收工，同事笑她像“移动保险箱”。可她知道，舞台只能挡住外人，挡不住情绪。林振发心脏病暴毙那天，赵素桂陪女儿站在吉隆坡墓地，邓丽君哭到声音嘶哑。医生提醒最好半年内别再高强度演出，她只休息了两周便登台，因为合约违约金压得她无法停下。同年冬天，第一次大面积浮肿出现，厚厚舞衣里缠着紧身束带，防止灯光下看出异样。
1985年5月，邓丽君宣布远离歌坛。事实上是身体耗不动了，哮喘每月发三次，激素药把脸颊吹得圆滚。隐退后，她带母亲到欧洲、北美四处散心，外界以为是享受生活，其实更多时间在各国诊所。医生给出的统筹方案很残酷：减压、戒烟、控制体重、定期吸入激素，最重要的是避免劳累与情绪剧烈波动。邓丽君诚心答应，却做不到；音乐会只要加一场，她就忍不住答应；歌迷聚会开一次，她必然出现。赵素桂私下向朋友叹气：“拉得住她的只有舞台。”
1994年4月30日，他们抵达清迈。当地湿热空气让她一度呼吸顺畅，她兴奋得像孩子，对母亲描述夜市、庙宇和兰纳舞。电话里，赵素桂听见女儿笑声松了口气，却又夹杂隐隐不安。5月8日下午，小旅馆外的气温飙到38摄氏度，邓丽君的哮喘突然急性发作，十分钟内呼吸完全堵塞，紧急送医。当夜19时17分，医学文件确认死亡。噩耗传回台湾，电话那头哭声震天，赵素桂却仅说那句“走得是时候”。她不是狠心，而是明白多年病痛、情路坎坷早已把女儿压得透不过气。对于无法根治的慢性哮喘，剧烈发作一次就可能夺命，与其一再呻吟，不如一次解脱。
回到台北，赵素桂整理遗物。唯一放在手提包里的，是一盒吸入剂、一张清迈寺院门票、还有给歌迷准备却没来得及寄出的签名照。照片背后，她写着：“别担心，我在唱歌时最快乐。”母亲把这行字抚平，轻轻合上行李箱——那个陪伴二十多年的旧化妆箱，也终于可以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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