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的北京，北风凛冽。中央统战部库房里却因一件瓷器而热闹——一只足有一米高、通体缠枝牡丹的明代官窑大花瓶，被稳稳地摆在红绸上。随瓶而来的木箱上刻着三个遒劲大字：“东方红”。送礼人名叫汪云松，时年八旬。干部们互望一眼，谁也不敢接收。理由简单：党内向来严禁给领袖祝寿送礼。几番踌躇后，电话打到了西郊玉泉山，邓小平听完情况，只说一句：“别让老人家寒心，瓶子留下，可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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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化解尴尬，也把时针拨回到更早。1949年12月，重庆冬雨连绵。西南军区司令部接连派出小吉普，在绣壁街寻找汪云松。第一次，他让儿子应付过去；第二次，他硬着头皮跟着战士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门刚合上，邓小平快步迎上，紧握老人的手：“老师辛苦了，晚辈来迟了。”汪云松这才放下心——原来，共产党并非传闻中那般冷硬。

两人缘分始于1920年8月27日。那天午后，重庆朝天门码头汽笛长鸣，“吉庆”号汽轮载着83名川东青年驶向上海外滩，再转远洋去法国勤工俭学。16岁的邓小平站在船舷，远远望见码头上一位中等身材的长衫老人挥手。那位老人，正是将300银元塞到他手里的汪云松。当年汪云松47岁，刚辞官不久，出任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长。为了让贫寒子弟也能出国，他四处募款，不惜变卖私产。正是那笔银元，让少年邓小平走出了广安山沟，也让他牢牢记住了这位“恩师”。

汪云松出身商贾之家，又做过清末知府，仕而不昏。他在四川创办大中银行、自来水公司、汽车运输公司，主张“实业救国”。辛亥后，他与国民党高层多有往来，抗战期间还被聘为陪都市政府顾问。解放前夜，正是这些旧履历让他惴惴不安。所幸，邓小平的一席“师生叙旧饭”，令他的顾虑烟消。那顿饭不讲排场：大食堂馒头就鱼肉，邓小平却不停给老人夹菜。汪云松转头对儿子说：“共产党讲情分！”

1950年春，重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场里，老先生腰杆挺直，胸前的代表证在灯光下微微泛红。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去北京列席政协会议时，他与毛主席第一次面对面。毛主席握手称赞：“汪先生，您办预备学校，培养了一批好干部。”站在旁侧的陈毅接口：“主席不止两位，我也收汪先生五百大洋才去的法兰西呢！”一句半真半戏，满堂笑声。

那之后，汪云松常思考：自己还能做什么？他自幼酷爱金石碑帖，客居京师读国子监时，结识溥仪兄长溥雪斋，收藏渐丰。挑来选去，他决定把镇馆之宝——那只明代大花瓶——奉上，祝毛主席寿辰。老人亲手绘制包装草图，还嘱咐木匠雕上“东方红”，寓意新中国红透东方。花瓶运抵北京，才有了开头那幕。

花瓶最终没有进入中南海，而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登记册上注明：捐赠人，汪云松；转交人，中央统战部。此后，老人依旧低调。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前夕，他应邀乘工务车考察工地，工棚里汽笛此起彼伏，他感慨：“旧中国几十年没修好的，三年就通了！”

1957年冬，他被查出胃癌。邓小平连夜来电要他赴京医治，老人婉拒。弥留之际，唯一嘱托是“把字画交国家”。1958年2月8日，汪云松辞世，享年84岁。次日，重庆市礼堂挽联高悬，邓小平之弟邓垦主持追悼会。灵堂角落，一叠编号清晰的清宫旧画、宋元碑帖等377件文物，静静躺在木箱里，等待入藏省博。

汪云松一生，官过、商过、办学、兴实业，终究把最珍贵的留给了后来人。邓小平在内部座谈时曾说：“树人百年，汪先生当年的三百银元，值千金。”花瓶依旧在博物馆的恒温展柜，牡丹纹彩色明艳。参观者或许不知道，当初要不是一句“不要伤他的心”，这件国宝未必能如此安然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