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15日清晨，南京的天空灰蒙蒙，梧桐叶被冷风卷起。中山陵8号公馆里，电话铃声突兀地响了三下。话筒那端，叶剑英的声音干脆利落：“老唐，北京需要你来述职。”一句话，八年静养的日子戛然而止。
挂断电话，唐亮转身看见张锐正端着药碗。“你都离休8年了，还真要动身？”她有点担心。唐亮拍拍衣襟：“军人嘛，命令来了就得走。”对话简短，却把夫妻俩的性格勾勒得分明——一个把职责看得重过身体，一个总把丈夫的健康放在心头。
火车北上的颠簸里，唐亮想起1949年春天那趟反方向的行程。当时，他和粟裕从上海奔赴刚解放六天的南京，主持军管会。“六朝古都旧账多。”唐亮在日记里写下这行字。暗杀威胁、匿名子弹、夹刀片的恐吓信接二连三，他却给自己定了规矩：对敌人要硬，对财物要清。
有意思的是，唐亮接手的第一件“家务事”竟是一尊两斤重的赤金弥勒佛——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留下的私人物品。秘书建议锁进保险柜，他却让人登记造册，上交中央：“公家的东西一分不能私吞。”多年后，南京市档案里依旧能找到那份清单。
1950年夏，中央命令华东军区抽调兵力，准备解放台湾。陈毅、粟裕频繁离开南京，军区日常事务压到唐亮肩上。深夜办公桌灯光常亮，身体却日渐吃不消。1958年那场猝倒，医生开出的第一条医嘱是“停职治疗”。唐亮苦笑：“停得了一时，停不了一辈子。”
1963年底，他主动写信给总政：“既然不能工作，就让能干的人顶上，我离职休息。”批准文下来时，他才54岁。有人替他惋惜，唐亮自己却松了口气，搬进中山陵8号公馆，与书本、药方和围棋作伴。许世友来探望时劝他出去走走，他摆手：“四处走要惊动部队，折腾别人不合适。”
1966年的风暴席卷全国，南京军区问他是否赴京开会，他回电谢绝：“不在位，不了解情况，去了也说不出名堂。”自此潜心疗养。张锐每天清晨给他量一次血压，晚上催着按时吃药，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谁也没料到，叶剑英的那通电话会打破宁静。
来到北京，唐亮首先赴总政报到。李德生递上一份文件：“军政大学准备恢复教学，你担任学习组组长，先把班底搭起来。”任务明晰，却绝非轻松——八年离岗，文件制度全变了。唐亮翻阅材料到深夜，第二天照例六点起床，小跑去礼堂点名。警卫员见他气喘，劝他慢点，他摆摆手：“当年玄武湖边陪主席散步，走得比这还快。”
1972年1月3日，学习组正式挂牌，开学典礼上，他只说了三句：“办学先办风气；读书先读人；治军先治心。”不铺排、不套话，学员们听得直点头。不久，军政大学升格，他继任政委，与肖克搭档。两人一个善谋，一个善抓落实，学院条块迅速理顺。
值得一提的是，唐亮对经费关得最紧。财务科曾递来一张晚宴报销单，他批回两字：“退回。”科长解释是接待外宾，符合规定，他又补了一句：“先审后批，同理。”一句活生生的“老政委语录”，后来成为学院财务培训的开场白。
1977年底，解放军院校体制调整，军政大学一分为三。组织上让唐亮出任新成立的政治学院院长，他没有推辞，只提出一个条件：办学地点离海淀医院不要太远，方便复查老毛病。这个小小的要求，反倒让干部们心里一热——信口不提级别待遇，只惦记看病方便。
进入八十年代，唐亮明显消瘦，却依旧坚持给学员上党史课。讲到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他突然停顿几秒，把粉笔轻点黑板：“那年我才十七岁，第一次拿枪保卫农会；后来填表就写1930年参军，因为打起仗来才算真革命。”教室里没人说话，能听见页页翻书声。
1986年11月20日清晨，北京出现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小雪。唐亮在医院病房安静离世，终年七十六岁。噩耗传到政治学院，教员自发在走廊挂起一幅手写对联：一生畏权如虎，两袖清风胜雪。这句评价，不必再加任何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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