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4日拂晓，皖鄂边界七里坪的寒气像刀子一样。杜定廉——当地自封“七县联防总指挥”的民团老总——正披着棉大衣往广场上走，他准备主持一场盛大的“反共胜利大会”。谁也没想到，十分钟后响起的那排急促的枪声，会把消息一路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延安。
大别山的枪声早在十年前似乎就沉寂了。红二十八军主力长征、西安事变后改编，新四军突围后再度北撤，外界普遍认为这片山岭已经被国民党与地方团练翻了个底朝天。事实上，一支人数不足五十人的游击小队却坚持了整整三年，他们的首领正是外号“独脚司令”的何耀榜。
时间往回拨一点。1946年6月，中原突围后，原新四军第五师大部向豫北、鲁西转移。何耀榜主动留下，理由极简单：“大别山是咱的家，丢不得。”那时他已因旧伤加新患，左腿严重溃烂，只能依靠木棍行走。游击队没有电台，与上级完全失联，他们只能靠拦截敌军简报判断全国战局。
同年冬季，国民党在鄂豫皖三省调集保安团、民团共五十多个大队，打着“清剿土匪”的旗号发动“围山”行动。游击队被迫分散到各条山脊，以山洞为营地，以猎枪、土炸弹和缴获的少量汉阳造作武器。何耀榜曾和战士打趣：“没电台，就让敌人给咱广播。”
机会很快来了。1947年元旦，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部下令在七里坪集会，大肆宣扬“肃清赤匪”的“伟绩”。杜定廉负责安保，自信满满地张榜：“本地区匪情悉数剿灭，欢迎父老旁听。”这无疑给了游击队可乘之机。
1月4日凌晨三点，何耀榜挑了四名枪法最稳的小伙子混入人群。天色灰白，民团喇叭一声大作，杜定廉正举杯，忽听“哒哒哒”数声短点射，他胸口中弹扑倒。会场顿时乱作一团，游击队趁乱退入侧巷，把事先摸好的小山路一口气翻过，天亮时已回到隐蔽处。
五小时后，汉口的国民党电台开始循环播报：“匪首猖犯七里坪，联防副主任殉职。”当天傍晚，这段电讯经新华社监听译码送到延安。毛泽东听完报告，只淡淡一句：“看来，大别山的火还在。”
延安对大别山游击队失联已久，听到这条“敌报”反倒确定了“何耀榜未走”。两天后，中原局收到电令：立即派联络员南下，找到游击队，坚持三个月左右，华野将有动作。这个“三个月”成为日后刘邓大军南进的时间坐标。
游击队却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惊动中央”。1月下旬，国民党调集第二快速纵队围山，出动飞机三次扫射何家冲，并发出悬赏，“擒斩何耀榜，赏金五万法币”。五万法币在山里能买两千石小米，诱惑不小。何耀榜索性命令：所有队伍昼夜分组活动，每完成一次袭扰就把缴获的武器发给附近青年，“武器先到谁手里就是谁的”。这招土办法有效扩大了武装，到了3月队伍已恢复到一百三十余人。
有意思的是，敌军封锁越紧，外界信息越容易泄漏。4月初，国民党“七县公报”登出一句话：“匪首何某腿伤严重，终日卧床。”这正是他们从特务口中打探来的假新闻。游击队看后大笑，却也提醒彼此：越到关键时刻，越得小心暗算。
华野南下的脚步很快响起。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渡过黄河。7月23日，先遣团抵信阳地区，与地方党组织接触时再次问到：“山里那支老游击队到底在哪？”得到的回答还是“不清楚具体位置，只知道没垮。”八月上旬，刘邓大军先头部队终于在麻城西北山区与何耀榜会面。那天大雨滂沱，担架抬着的“独脚司令”一见首长，第一句话竟是：“总算接上电台了！”
刘伯承看着他烂到露骨的左腿，沉声说：“现在你别走了，就在军部当参谋。”何耀榜摆手：“脚不行，脑子还行，参谋也行。”医务所检查后，建议立即截肢，否则感染扩散。手术连续做了两次，硬是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行动自由。
战役进程不等人。大别山根据地两个月内迅速扩大到数十个县，地方配合主力作战的战士突破万人。游击队那点补丁枪虽然难登正规战争大雅之堂，却在开辟皖西、豫南通道中发挥了向导和情报作用。有人私下感慨：“没想到一个民团老总的死，让中央重新发现了一根战略支点。”
1949年春，南京解放。何耀榜被安排在华中军区干部休养所，后来调任湖北省政协。为了让后辈了解那段暗夜火种，他在妻子苏波的帮助下口述完成《大别山上红旗飘》。书稿初版三千册，售罄仅用半个月，印刷厂赶工三次才满足市场。
1964年10月20日，何耀榜因旧伤并发症去世，年仅五十六岁。董必武题写挽词：“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身残志不残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客厅墙上那根用过的木拐杖一直留着，上边刻了两行字：一行是“七里坪”，一行是“1947”。它提醒来访者，当年那场七里坪突击只是短短一分钟，却点燃了后续数万人的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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