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的一天，一份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枪决名单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办公室里的灯光柔和地洒在纸张上，当毛主席的目光扫过“黄慕兰”这三个字时，他猛然拍案而起，情绪激动地说道：“荒唐！她可是咱全党的恩人，怎么能把她列到这份名单里！”这声质问，立刻让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毛主席当即提笔在文件上批下“立即停刑，彻查！”的指示。这短短的六个字，将一位已经被人遗忘的革命功臣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也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惊心动魄的红色往事。

这位名叫黄慕兰的女子，原本名叫黄彰定，190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她的父亲曾与谭嗣同交好，家中充满进步思想。少年时代的黄慕兰就展现出叛逆精神，她拒绝缠足、逃婚包办婚姻，1923年进入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在那里结识了向警予、蔡畅等进步同学。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19岁的黄慕兰剪掉辫子、穿上戎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传奇般的革命生涯。

黄慕兰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她与新婚丈夫宛希俨转入地下工作。宛希俨是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两人成为革命伴侣。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游击战中牺牲，头颅被敌人悬在城墙上示众三天。此时黄慕兰还怀着身孕，她强忍悲痛，将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独自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到。从此，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到达上海后，组织安排黄慕兰在中央特科工作，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和营救工作。她化名“黄素”、“黄定慧”，将自己打造成一位活跃在上海社交场的“名媛”。舞厅、赌场、律师事务所都成了她的情报战场，她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口才，搭建起一张覆盖法租界、公共租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网。

1931年成为黄慕兰地下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巡捕房逮捕，他当时化名“李世珍”，身份尚未暴露，但巡捕房搜出了大量文件，一旦破译，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连夜召见黄慕兰，让她“不惜一切代价”救人。黄慕兰迅速锁定关键人物——法租界刑事法庭书记官陈其寿的儿子、大律师陈志皋。她盛装参加宴会，以“同乡遇冤狱”为由恳请陈志皋出面保释。陈志皋被这位风姿绰约又谈吐不凡的女性打动，答应试一试。几天后，陈其寿亲自出面，以“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迫使租界当局释放了关向应。这位被救出的同志后来成为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120师政委，与贺龙成为“黄金搭档”，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在关向应事件过去不到两个月，黄慕兰再次立下大功。一次在咖啡馆与陈志皋闲聊时，她偶然听到陈志皋提及巡捕房抓了个60岁的湖北人，镶金牙、断指，没动刑就全招了。黄慕兰心里一紧——这描述的正是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掌握着几乎所有中央核心机密，他的叛变意味着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黄慕兰表面保持镇定，借口头痛离席，立即通过潘汉年向周恩来报信。党中央机关连夜火速转移，果然第二天清晨，向忠发就带着巡捕房挨家挨户搜捕，结果全部扑空。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几十位领导人因此躲过一劫。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黄慕兰这两次关键时刻的力挽狂澜，说她是“全党恩人”实至名归。

黄慕兰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当国民党在报纸上伪造《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时，她建议用周恩来的笔名“伍豪”在报纸上刊登声明辟谣，并通过陈志皋委托法国律师巴和，利用租界的治外法权在《申报》上发布声明，巧妙化解了这场危机。这些行动都非常关键，但因为高度保密，后人很难查证。

然而，正是这种高度保密的工作性质，为黄慕兰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她长期使用假身份，承担的任务大多是单线联系，很多功绩没有书面记录。1933年，她的第二任丈夫贺昌在赣南战斗中牺牲。为了继续潜伏，经组织批准，她与陈志皋“假戏真做”，正式结婚。此后十几年，她利用陈家在法租界的背景，营救过“七君子”，护送过邹韬奋、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名流。抗战期间，她协助建立沪港情报通道，为延安输送日军密电和汪伪动态。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功臣却遭遇了灭顶之灾。1955年，因受“潘汉年案”牵连，她被列入枪决名单。负责审查的人员翻遍档案，找不到她功绩的正式记录，反而因为她和潘汉年的联系以及和国民党官员的婚姻而产生怀疑。在秉持“材料至上”的原则下，审查人员越查越怀疑，最终将这位48岁的老党员列入了枪决名单。

幸运的是，这份名单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记得这位女特工所做的贡献，他的干预不仅救了黄慕兰一命，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守。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专门写了证明材料，详细说明黄慕兰当年做过的工作。潘汉年也出来作证，还有几位知情的老同志纷纷站出来为她说话。随后，周恩来、李克农出面调阅特科残档，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的“黄定慧同志工作成绩卓著”的鉴定。证据一条条摆出来，黄慕兰的冤情终于大白。原来不是她没有功劳，而是她的功劳太特殊，都是绝密级别的任务，所以档案里才查不到。

尽管死刑判决被撤销，但黄慕兰的磨难并未结束。她两度被关进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狱中，她始终保持乐观，每天把肥皂搓成笔，在《毛主席语录》的空白处默写《离骚》《木兰辞》，还坚持练习太极拳。她甚至称这是“党给她上马列主义课的机会”。这种在绝境中对信仰的坚守，比任何功劳都更动人。

1980年，在邓颖超、黄克诚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为黄慕兰彻底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让她享受老红军待遇。当73岁的黄慕兰拿到鲜红的新党证时，眼泪止不住地流，动情地说“我又回家了”。平反后，黄慕兰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政协委员，但她把大部分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自己独居在上海愚园路的一间老公寓里，每天读书、写诗、练书法。1993年，她移居杭州，写下了回忆录《黄慕兰自传》，为隐蔽战线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晚年的黄慕兰居住在杭州一套普通居民楼里，客厅悬挂着她亲手书写的“信仰不灭”四个大字。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位平时买菜做饭、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曾经在危险年代用智慧和勇气拯救过无数革命者的性命。有人问她长寿的秘诀，她回应说：“处于逆境还能够保持革命乐观主义，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优点。”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在杭州辞世，享年110岁。她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从19岁剪辫入党，到48岁被判死刑，再到110岁仙逝，她三度丧夫、四次入狱、五改姓名，却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坚定信仰。

回顾1955年的那场风波，毛主席拍案大怒，不仅救下了一位革命功臣，更守护了对历史的尊重。黄慕兰的经历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都有名有姓，不一定都记录在案。有些人在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信仰，可他们的事迹可能永远藏在历史深处。功臣的名声不一定是刻在碑石之上的，但历史的公正最终会穿过迷雾，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黄慕兰这个曾被历史烟尘淹没的名字，最终还是和山河同在，与星辰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