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一个雨夜的中南海，警卫员端着晚餐小跑进来，菜刚放下就凉了半截。毛主席批阅文件兴致正浓，只随口说句“先放着吧”，结果饭菜再次被换热。这场景被管理员吴连登记在本子上，也由此埋下后来秘密烧制特殊瓷具的伏笔。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主席身边人悄悄准备了两套只供他使用的瓷器——醴陵“74小碗”和景德镇“7501”，统称“毛瓷”。
毛主席年轻时在湖南各县调查农民运动，醴陵的热情乡亲用精致小碟盛点心让他念念不忘。1956年秋，主席重回湖南考察，顺口提议在醴陵设瓷器公司，“要让乡亲们的好手艺有用武之地”。一句话让湖南省委很快拍板，当年底公司挂牌，从此这个湘东小城与中央高层餐桌建立隐秘纽带。
进入七十年代，主席睡眠短、用餐更是随意，端起书本常忘记碗筷。吴连登发愁，“菜一凉，口味和营养全打折”。他与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商量：与其反复热菜，不如做个盖碗，保温又卫生。1974年夏，醴陵群力瓷厂在绝对保密的命令下开炉。设计师李人中给碗里外都画上月季——月月红，寓意喜庆。四种花样各配四件，梅、菊、芙蓉、月季，最让主席顺手的是那只红月季小碗。
9月9日，主席在长沙度过81岁生日。桌上第一次摆出新碗，他握住轻巧的把位，笑道：“这好啊！”现场气氛顿时轻松。谁也没说这套碗来历，只默默记下主席满意的神情。任务完成后，除交付的40件成品，其余一概砸毁，连图纸也封存。时至1997年，广州一场拍卖会上，一只红月季碗以8.8万元成交，行家才惊叹其罕见。
与此同时，江西也在悄声行动。1974年12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致电江西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要求筹备主席可能赴赣期间的安全与接待。湖南警卫高文礼顺手给黄看了个长沙制造的梅花盘，黄庆荣随口评价“红不红白不白，咱们景德镇的手艺更细”。汪东兴抬眼一句：“你能行吗？”黄只回答两个字：“一试。”
1975年初，黄庆荣与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碰头。两人达成默契：任务只口头下达，对外称“上级礼用”，材料、人手不限。李克时找到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经过两轮政审才把真实目标告知。第一批样品因图案杂乱被否，黄庆荣建议“把最好的匠人都拉来单干”。很快，几十位拉坯、雕刻、釉料高手被集中到代号“7501”车间，外界只知道这里“在做新工艺试验”。
试制组列出十多个方案，“水点桃花”“双面芙蓉”呼声不低，最终“翠竹红梅”中选。毛主席喜竹劲、爱梅傲，两者并置寓意明白。罗慧蓉原先还留三分余地，直到黄庆荣带她参观南昌郊外“828”招待所1号院，并低声提醒：“主人就是毛主席。”她才彻底放下顾虑，拍板：“一个月，不成就关我。”
8月，第一批“7501”出窑，胎质细白，釉面温润。黄庆荣下达“三条纪律”：生产人员立即解散；残次全部粉碎；图纸一律销毁。罗慧蓉请求留下少量次品供技术分析，并给匠人留念样片，获批，但严禁外流。于是，完整套数至今没人能报出确切数字，收藏圈常以单件计价，想凑全几乎无解。
两地同时保密，却互不知情。醴陵方面只觉自己“为主席做了把小碗”，景德镇亦以为“世上唯有7501”。真正掌握全貌的不过数人。而毛主席本人，对此事始终一无所知。他常说“碗小，好端”，却未曾问起来路。身边人考虑到老人握力衰，碗做小、花画精，也算尽心。
有意思的是，这两批瓷器在工艺上代表了当时国内两种技术路线：醴陵擅长高温釉下五彩，颜色融于胎釉之间，不退色；景德镇则侧重薄胎与低温釉上彩，画面艳丽，胎骨轻薄。两者都服务同一目标——让主席吃上一口热饭，却分别走出不同的技艺高峰。
拍卖市场对“毛瓷”趋之若鹜，可真正的魅力恰在背后的那段隐秘史。极高的保密等级、极少的存世量，让它们成为研究七十年代高层工作细节的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更重要的是，两座城市的无名匠人，凭借纯熟手艺与对领袖的敬爱，在短时间内做到了当代工业流水线都难以复制的精度。
如果翻开那年景德镇陶研所的考勤簿，会发现整整三个月没有任何人员变动记录；而醴陵群力瓷厂的车间灯也在深夜长亮。试想一下，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作品是否会被领袖真正使用，却仍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份认真，使得每一只“毛瓷”俱带温度。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其后，专供渠道关闭，相关档案逐步解密，才让外界陆续知晓“74小碗”与“7501”的来龙去脉。时至今日，无论是博物馆陈列的一只红梅盘，还是民间偶然流出的月季碗，背后都连着那段高强度保密、高水准工艺与深厚感情交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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