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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向前晚年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他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备选方案，这个方案针对1936年陕北红军的困境制定，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它将成为摆脱围困的最后手段。这个计划的核心是进行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内部称为“战略大迂回”，相当于第二次长征。

1936年11月，中央通过绝密电报传达给徐向前，当时他正指挥西路军准备西征。计划的起因在于陕北根据地的客观局限，那里土地贫瘠，人口不足百万，经济落后，无法支撑红军长期作战。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时，部队已锐减到不足万人，武器弹药短缺，如果没有徐海东部队提供有限援助，冬季减员会更严重。

蒋介石则从西安坐镇，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还调动胡宗南部队进入陕西，集结数十万兵力，形成包围态势。西路军西征原本旨在打通新疆通道获取苏联物资，但由于内部调整和敌军阻击，通道未能开通，进一步加剧危机。

中央领导层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内，认识到固守陕北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于是制定这个备用计划，只有不到十人知晓全部内容。

这个“战略大迂回”的具体路径是从陕北出发，先占甘肃东部河水和宁县地区，作为跳板东进陕西中部，利用预先准备的船只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地形复杂，阎锡山部队相对薄弱，便于红军周旋。随后推进河南中原地带，最终目标指向安徽和山东，靠近日军占领区。

整个路线穿越国民党控制的核心区域，需要在行进中不断作战，缴获物资，同时宣传抗日主张，吸引民众加入扩充兵员。相比第一次长征，这次转移规模更大，风险更高，因为路径多为敌方腹地，国民党军队密集，补给线长，红军需依赖机动性和突发袭击生存。

徐向前的任务是率西路军西进，吸引胡宗南主力向宁夏移动，为主力部队南下创造空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作战时，部队分散推进，面对马家军阻击，但这个行动也暴露了国民党部署的弱点。计划强调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守，目的是在华北华东富庶地区立足，利用日本侵华加剧的矛盾，占据抗日道义高地，迫使蒋介石调整策略。

准备工作包括收集东进地形情报、打造渡河工具、各部队保持待命状态，但由于绝密性，这些措施未大规模展开。

这个计划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多重因素的综合判断。陕北的自然条件限制了红军的发展，农业产出低，难以提供足够粮食和兵源。国民党围剿策略是逐步压缩空间，切断外部联系，蒋介石优先解决内部对手，谈判中提出苛刻条件，如红军只保留3000人，领导人出国考察，这些条款本质上旨在瓦解红军。

苏联援助通道中断后，红军武器落后，面对国民党装备优势，长期对抗不利。日本在华北扩张，如华北事变后控制多地，红军若能转移到前沿地带，可直接参与抗日，改变全国舆论。

中央认为，通过这次转移，能将红军从西北偏僻地带带到人口密集区，增强影响力，等待时机反转。徐向前在回忆中指出，这个方案虽艰难，但比坐以待毙强，它体现了领导层对形势的清醒评估，避免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变数上。

1936年11月5日，中共方面告知张学良红军准备南下，他回电建议在西北多停留一两个月，因为军事形势可能变化。中央接受建议，暂缓执行计划，继续观察。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事变后，周恩来赴西安参与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条件，包括释放政治犯、改组政府。1937年2月，国共两党开始正式谈判，经过多次磋商，9月达成统一战线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启抗日合作。

这个转折让“战略大迂回”计划永久搁置，所有相关准备封存保密。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避免了红军更大牺牲，但徐向前晚年披露这个秘密，说明即使没有事变，中央仍有应对之策，不会束手就擒。

徐向前回忆录的出版，让更多人了解那些尘封的细节，它不只是个人经历，更是时代缩影。陕北困境反映了当时革命力量的弱小，国民党围剿的残酷性显而易见，蒋介石的政策优先内战，延误了抗日时机。二次长征计划虽未实施，却展示了战略智慧，在资源有限时，选择主动转移，避免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