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30日晚，北京长安街的华灯亮起，春晚舞台上沈腾一句“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让观众席里有人轻轻叹气。七年前那桩南京民事纠纷，再一次从人们的记忆深处浮了上来，而最初的两个当事人——26岁的彭宇与67岁的徐寿兰，则始终没有出现在热闹的灯光下。
时间拨回2006年11月20日星期一，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9时12分，公交车连续进站，徐寿兰左手提着保温瓶，快步绕过第二辆车车尾，准备赶上停在最后的那一路车。几乎同时，第二辆车的后门落地，一名穿深色夹克的小伙跳下车，他叫彭宇。
仅过数秒，老人跌坐在地，保温瓶滚了两圈，盖子摔开。彭宇下意识地弯腰：“大妈，疼不疼？先别动。”这句在日常不过的关切，被旁边的目击者陈二春完整听见。三人随后拦下一辆出租车，共赴市二院骨科急诊。
X光片显示股骨颈骨折，医生建议置换假体。拍片室外，老人情绪平静，向彭宇点头致谢，还借陈二春的手机拨通家里座机。当天下午，徐寿兰的儿子与侄女赶到医院，费用问题很快摆上桌面。老人一句“刚才就是他撞的”，让气氛从客气转为僵硬。彭宇掏出200元挂号费收据，表示自己没有碰到人，家属却坚持要求其承担全部医疗支出。
2007年1月4日，鼓楼区法院受理此案，索赔金额13万余元。开庭前，围观者普遍相信“证据说话”，可第一份关键材料却是一张手机拍下的询问笔录照片，原件遗失。彭宇供职通讯公司，对元数据再熟悉不过，他在庭上直言“拍摄手机并非所长本人”。这一细节埋下众多疑问，也引来媒体强烈兴趣。
6月13日第二次庭审，彭宇终于坐在被告席，他把经过复述了一遍。庭后一名记者说：“如果是杜撰，细节肯定串不圆。”然而法庭更在意“常理推断”。主审法官王浩认为，被告既称助人，为何没在老人家属到场后离开？于是倾向认定双方相撞的概率更高。
9月4日下午，一审判决出炉：双方均无过错，但基于公平原则，彭宇补偿40%，共计45876.6元。判决依据的“常理分析”四个字，迅速点燃舆论。热帖、社评、街谈巷议，几乎一边倒指向“好心没好报”。陈二春愤愤地说：“以后谁还敢管事？”这句大白话，被无数门户网站引用。
案件进入上诉程序时，南京中院门口围了十多家媒体。可就在二审开庭前一周，双方突然签下调解协议：彭宇一次性补偿1万元，彼此不再对外发声，原一审判决撤销。这“转身”让公众摸不到头脑，坊间甚至传出“第三方出资”的猜测，却始终无实证。
案件终结，然而漩涡仍在。彭宇离开原公司，此后去向成谜。徐寿兰搬离老宅，电话不断，2010年8月因病去世。主审法官王浩调往基层司法所，他在一次内部座谈里低声说过：“法律和情理不是反义词，可很多时候它们真的合不到一起。”
2012年1月，《瞭望新闻周刊》刊出专访，南京市政法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彭宇最近承认与老人“身体接触发生了碰撞”。但这份说法并未消解社会上的疑虑，更多人仍把案件当作“助人反被讹”的典型。
自2007年起，各地“扶不起”新闻不断出现。有人摔倒，围观者先掏手机拍照，再观望，看有没有监控，最后才决定伸手。公共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缝隙，被这起案件撕开一条口子。多地公安、民政系统随后提出为见义勇为者购买意外保险，亦算某种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民法总则》落地，第184条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立法者没有专门提到彭宇案，却很难说和那桩老案子毫无关联。
从公交站的一声闷响到法律条文的补位，前后整整十一年。人们记住了“彭宇”这个名字，有人同情，有人质疑。案件终局并未给社会提供一个干脆答案，却将“法律责任与道德期待如何平衡”这个老问题推到聚光灯下。下次再有老人跌倒，是否伸手，依旧是每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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