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3日清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灯光微暗，医生匆匆而过，一位四十九岁的病人刚刚停止呼吸——他叫何克全，党内熟悉的名字是凯丰。门口值班人员细语时，再次提到二十年前遵义的那场交锋。

守灵的人回忆，凯丰临终前低声念着自己欠主席太多，然后合上了眼。要弄清这句遗言，只能把时针拨回1935年1月15日夜里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

油灯摇晃，秦邦宪、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狭窄屋子里轮番发言，空气里全是焦灼味。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走错一步就可能全线覆没。

博古先作长篇报告，把失败归于地形、天气和敌人火力，几乎不提自身决策。众人默不作声。随后毛泽东开口，条分缕析：战略方向误在何处，穿插迂回怎样实施，信息如何及时传递。

发言一落，原本沉闷的会场掀起小波澜。灯光另一头，二十九岁的凯丰站起，质疑毛泽东只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行军布阵，声称不赞成将指挥权交出。质疑声硬邦邦，带着书卷人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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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许多目光聚向主席。毛泽东放下茶碗，只淡淡一句：“你读过吗？”十来个字压住全场，灯芯噼啪作响。凯丰张口难答，尴尬像针扎在皮肤上。

凯丰落座后低头翻笔记，笔尖却不停打颤。他出身莫斯科中山大学，推崇王明、博古路线，一直对江西游击经验不以为然。与其说质疑两本书，不如说他不服山沟里摸爬滚打出的战略。

争论没有拖住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与会者多数支持毛泽东的作战思路，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指挥权向毛泽东集中。历史的拐点就在几十平方米的木屋里悄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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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凯丰被调离核心岗位，看似处分，实则仍保留干部身份。他随队北上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真刀真枪的危险把理论与现实撞在一起。屡次突围让他惊觉，恰是毛泽东倡导的机动、分散、奇袭救了三万红军。

1936年岷江河畔宿营时，凯丰对身旁警卫员感慨，主席不是书生，胜过任何兵书。随后他主动写检讨，收回遵义时的反对意见。这封检讨仅数百字，至今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1937年张国焘分裂阴谋浮出水面，凯丰化身“笔杆子”，连发文章痛批。火药味太浓，一度刺痛红四方面军旧部。毛泽东把他叫到身边，温声提醒：批评可以，别把同志推向对立面。这番话比遵义时那短问更让凯丰面红耳热。

自此以后，他办刊物、写社论，语气收敛许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延安主持宣传工作，对外讲统一战线，对内讲团结协作。锋芒被磨去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于倡导实事求是。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分管文化教育，主抓扫盲，还倡议用白话文翻译《孙子兵法》，笑称自己总算补完当年的功课。可惜天不假年，1955年春，他因病住院，病情急转直下。

生命最后几天，毛泽东派专家会诊，并送来新出版的《毛选》三卷。护士回忆，凯丰翻开书页，低声道：“这才是真正的兵书。”灯光下，纸页微黄，那段由两本古书引出的误会，也在静默中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