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那张合影，看过的人很难不心疼。镜头里的周恩来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瘦得脱了形，全然不见往日英挺模样；身旁的邓颖超戴着旧军帽，头发是自己用剪刀绞的，长短不齐，病容还没褪去。这是1935年11月7日，他们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不久的留影，每一道憔悴的痕迹里，都刻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生死考验。
长征开始前，邓颖超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发低烧、大口咳血，她曾想留在地方边休养边工作，不想给组织添负担。可组织明确告诉她“得坐着担架随军转移”，就这样，她被编进干部休养连，跟着大部队踏上了未知的征途。而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要统筹全军的战略转移，白天要勘察地形、制定作战计划，晚上还要处理各种紧急事务，常常连合眼的时间都没有，身体早就严重透支。
1935年7月中旬，部队走到毛儿盖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一直昏迷，肝区肿得厉害。一开始大家以为是疟疾，按这个方向治疗了好久都没效果，后来还是两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确诊，是阿米巴肝脓疡加阿米巴痢疾，必须赶紧控制病情。可长征路上哪有医疗条件，开刀、穿刺都做不了，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每天给周恩来注射依米丁注射液治痢疾，战士们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一块块凿下冰块，敷在他的肝区防止脓肿破裂，这三天三夜里他粒米未进，全靠药物维持，就怕溃疡穿孔。
那三天三夜，邓颖超自己也病着，却硬是守在周恩来身边不肯离开，战友们怎么劝都没用。晚上油灯下，她拿起周恩来换下的灰毛背心，一点点抓上面的虱子，最后数了数，整整173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盼着周恩来能醒过来。万幸的是，几天后周恩来真的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液，高烧慢慢退了，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没过多久，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这是比雪山更凶险的地方。周恩来身体还没恢复，根本走不了路，彭德怀立马组织了担架队，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杨立三也主动加入，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七天七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周恩来好几次挣扎着要下担架改骑马，嘴里念叨着“你们肩膀都磨破了，我于心不忍”，可陈赓按住他说“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得听我的”，硬是没让他下来。
而邓颖超骑着马跟在担架后面，刚进草地第一天就出了意外，马受惊把她甩进了沼泽地，当时身边没人，她只能躺在泥水里不敢动，直到后面的战友赶来，用木棍把她拽了出来。那天还下着大雨，邓颖超浑身湿透，又冷又饿，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拉肚子。接下来的七天七夜，她几乎没吃一粒米，全靠战友们分的一点野菜维持。过一条冰河时，水流又急又深，战士们想把她抬过去，可她咬着牙拒绝了，扶着战士们的肩膀，一步步蹚过了冰冷刺骨的河水。等走到草地尽头的巴西时，她已经瘦得脱了形，蔡畅等人来看她，见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都以为她活不成了，忍不住掉了眼泪。
长征路上，这对夫妻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总共也就两三次短暂相聚。第一次是在红军攻克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加重，大口吐血，周恩来把她接到自己住处，可当时刚经历湘江惨败，形势万分危急，他要忙着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本没时间照顾，只能反复叮嘱她保重身体，就又投入到工作中。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在各自的队伍里，互相牵挂着对方的安危，靠着信念支撑着往前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11月7日，中共中央移驻瓦窑堡，这才有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可他们没来得及好好休养，就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党中央要在瓦窑堡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周恩来担任中央局书记，主持后方工作，还扛起了统战工作的重任，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把劳山、榆林桥等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军官集中到瓦窑堡，办起了“解放军官学习班”。他和邓颖超经常亲自去讲课，给这些军官讲党的抗日政策，生活上也格外优待他们。邓颖超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兼白区工作部秘书，身体稍微好转，就忙着整理资料、安抚俘虏家属，用她的耐心和真诚打动了不少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促成联合抗日的重要力量。
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长征那么苦，你又是重病在身，怎么坚持下来的？她笑着说，靠的是党组织的关怀，战友们的帮助，还有心中的信念。
那些长征路上的伤痛、饥饿、生死考验，没有打垮他们，反而让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定，让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