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5日凌晨两点，太行深处依旧飘着残雪。山谷里，夜巡口令刚换完，一个惊悚的枪声划破了密林的宁静。警卫班冲进土坯宿舍时，二十六岁的王满新已经倒在铺板上，鲜血浸透半条棉被，枪管还冒着余烟。彭德怀随后获报，他只说了六个字：“他救过我，查！”
王满新是谁？三年前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彭德怀在昔阳县南沟指挥所前沿观察，一发日军流弹直奔他胸口。王满新猛扑上前，铜墨盒挡住弹片，才换来彭副总司令的全身而退。因为这一跃，彭德怀记住了这个山西小伙。此刻小伙猝然自戕，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蹊跷”。
保卫部长杨奇清连夜封锁现场。土屋陈设简单：行军铺、马灯、军被，一尘不染。惟独床脚散着一只被撕碎的红荷包，针脚细密，费工夫，却被撕得像抹布。角落里，没有酒瓶，没有打斗痕迹。杨奇清蹲下身，拈起碎布闻了闻，只有淡淡汗味，却混着点奇怪的香粉气。
屋外，王满新的未婚妻梅芳哭得声嘶力竭。她反复重复一句话：两人刚发生不正当关系，被人撞见，王满新怕受处分，举枪寻死。口供逻辑看似顺，但杨奇清越听越不对劲。王满新在部队以严谨著称，常说“纪律高于生命”，真有这一层顾虑，他完全可以主动报告，而不是用最快方式结束生命。
疑点还不止于此。太行根据地虽然条件艰苦，可男女纪律抓得极严，即使被撞见，也不过是写检查、降一级处分，远不到“一枪了结”的程度。杨奇清当场下令：先把梅芳单独控制，再暗中监视，看她接下来有什么动作。
两夜之后，梅芳几乎足不出户。第三天天光微亮，她却刻意换了身干净棉袄，背着包直奔山下集镇。暗哨悄悄尾随，只见她拐进一家冷清的小饭馆，落座后紧张地四处张望。十分钟后，一个戴呢帽的陌生青年钻进门，二人只低声说了几句，就交换了一本旧《古文观止》。菜还没上，保卫人员便将两人控制，搜出夹在书页中的微缩胶片。
胶片内容很快被冲洗出来：一份绘有八路军前线总部工事分布的手绘图，以及彭德怀夜间活动的大致时间表。至此，案件转入另一条可怕的轨迹——间谍暗杀。
情报线索逐点拼凑。原来1941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制定“C号作战计划”，核心是“消灭敌首”。执行队伍名为“益子挺进队”，精通汉语，善用伪装，多靠地方女性诱敌。梅芳的履历与计划暗合：她确实是王满新的未婚妻，却在1940年底家乡被扫荡时落入日军之手。特务用金钱和生存胁迫，把她训练成潜伏工具，主要任务并非亲手行刺，而是“调转警卫枪口”。
保卫部门继续深挖。当年夏季，梅芳以“逃难”身份接近八路军后方医院，随后多次托人打听王满新的驻地位置。最终，她手持订婚戒指和荷包，在根据地外围被“好心乡亲”送到警卫连门口。那几日，王满新日夜值勤，没顾得细查细想，见到家乡恋人，警惕心大为松懈。荷包，就是她进入核心区的通行证。
杨奇清将情报摆到彭德怀面前。彭德怀静听数分钟，轻敲桌面，只吐一句：“先别惊动大部队，继续锁定幕后联络点。”随后，他想起三天前王满新撕碎荷包的细节，脸色沉暗。荷包对一般情侣是信物，对敌特却是暗号；撕包意味着拒绝，也意味着王满新已知真相。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把秘密留给对方。一条路，坦白揭发；另一条路，守口如瓶。年轻警卫选择了第三条——以死堵上所有缝隙。
枪声之后，日本情报链断了最关键一环。梅芳与呢帽男子迅速审结，依据当时的敌工保密条例，二人被判处死刑。行刑报告送到彭德怀处，他批了“照章办理”四字，然后在扉页空白处加了一行：强化人员审查，警卫员补训一个月。
不久，总部采取三条措施：其一，所有随从必须半年一验背景；其二，警卫班每周一次思想碰头会，互通可疑情况；其三，建立女同志进入核心区的审批程序。措施很快扩散到整个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统，后来也被延安保卫部门吸收。
半月后，全连为王满新举行简单追悼。战士们把他生前用过的铜墨盒挂在兵舍梁上，墨盒弯曲变形，却闪着黯淡光泽。彭德怀看着那块墨盒，没有开口。有人传言他说了句“好男儿”，也有人说他只是摘帽默哀。真实的当事人都沉默。对警卫班而言，王满新的死是一堂惨烈的保护首长课程；对总部而言，这是一次最直观的保密警示；对彭德怀而言，更是一份用命写就的情义。
案件结档时，卷宗第一页写着：王满新，警卫员，上党人，二十六岁，品行端正，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自戕殉职，确系拒敌特渗透所致。紧随其后的，是杨奇清亲笔附加：“此案警示：敌特伪装往往披着人情外衣，防间无小事，须时时透视，事事提防。”
多年以后，跟随彭德怀转战西北的老警卫在火堆旁偶尔聊起小王，总会提到那声突兀枪响。“小王，夜色冷，别走神。”当年的联勤参谋回忆起夜巡口令，总是下意识加这一句。他们说，那像一段永远写不完的注脚，一旦落到最后一页，便看见太行深雪，和那个抽身扑向子弹的年轻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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