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岁末，华北平原的冷风刮过洪洞县老火车站，站台上叫卖声此起彼伏。就在这片嘈杂声里，一个“军队代号”的传单被悄悄塞进路人的手里——“北京军区后勤部洪洞企业管理处招募志愿兵”。传单墨迹新鲜，看起来像是部队正规文件，很多人没细想，顺手折好揣进了兜里。谁也没料到，一场席卷十二省、波及四百余人的骗局就此拉开帷幕。
郭荣喜其人，当时四十九岁，在洪洞县城的酒桌上混迹多年，因被工厂辞退既缺钱又缺面子。对面坐着的李天佑比他年轻十五岁，早年进过部队，因逃训被除名，心里一直对“军装”有种近乎偏执的执念。两人在一次赌局里相识，一拍即合。李天佑低声说：“如果我们能弄到真的军装，再配上公章，谁敢怀疑？”郭荣喜敲着桌子回了一句：“好戏就怕没观众，只要牌子够大，钱自己会往里掉。”于是，假军队的雏形在烂醉的酒气里定下。
筹钱是第一关。他们利用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对“部队经商”半信半疑的空档，抛出“各地设办事处，三年上缴军区利润”这一诱饵。会上，郭荣喜披着大校肩章亮相，向几十位当地商贩宣布“押金十五万，军衔随级别走”，并现场朗读伪造的任命电报。有意思的是，会场里坐着的不少本就是小骗，他们心知肚明仍交钱，想借这块“军”字招牌再去下一家行骗，形成了骗子之间的默契循环。短短三个月，八十多万元滚入二人手中。
钱到位后，他们要的是真实外观。于是跑到河北某军工厂，用远高于市场价的现金购买领花、肩章、呢料，萧条的厂里没人多问。紧接着，他们又通过地下渠道找到几名退役武警，买下四支六四式手枪，准备把“兵味”做足。李天佑回到住宿点，望着墙上一排新军装说道：“这回像模像样了。”郭荣喜端着茶答：“等咱的‘官兵’穿上，洪洞县就得敬礼。”
1992年春，赵城镇中学操场被临时征用。晨雾中，一队身着新式军服的男女列队喊杀声震天。围观的村民咂舌不已，谁会想到这些人里既有电视台主持，也有寺里还俗的和尚。李林桂——郭荣喜的情人，穿着中校制服在台前指点江山，不到半年，她全家七口人全披军衔，广胜寺的和尚哥哥也摇身成了“少校经理”。
随着招牌越打越响，他们把触角伸向外省。襄垣的王某带着十套军服跑到贵州，冒出“北后军需部贵州办事处”；沁源的李某在长治市租两层楼，挂牌“长治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不干实业，只负责签合同、收订金，然后“部队有特殊原因”迟迟不发货。一位河南客户在晋城苦等四个月未果，追到办事处质问，被“军人”殴打在街头，场面轰动一时。
群众的质疑信和匿名举报如雪片飞向北京军区。1993年3月，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和地方公安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人员暗访洪洞、晋城时，发现对方不仅有真枪，还准备大量电击棍、对讲机，甚至私印了上百份“授衔命令”。调查报告直陈：此团伙“组织严密、冒充现役、具备武装倾向”。
军区上报后，中央军委迅即批复：按警备条例处置，务必安全收拢，不得误伤群众。作战方案确定：以三倍兵力，夜间分区同步行动，首务擒拿郭、李二人。4月中旬凌晨两点，洪洞县城灯火寂静，突击车队无灯行驶，包围“洪洞企业管理处”。门响，郭荣喜披着睡衣开门，抬头对上一排钢盔，他惊叫着往里跑，刚拿起电击枪便被按倒。旁边李林桂吓得哆嗦一句：“真……真的是部队？”士兵冷声回复：“人民解放军，请配合。”
与此同时，李天佑在晋城的宿舍被五名侦察兵悄然控制。为免下属生变，他被要求用对讲机发布“紧急集合”。院里四十多名假军人列队等令，真正的军官从暗处现身，高喝：“原地蹲下，缴械！”对方见势不妙，无人敢动。
首脑落网后，各地小据点失去指挥。北京军区紧接着调集兵力，按既定名单连夜奔赴河北、江苏、辽宁等地，十余天内捣毁四十四个“办事处”，收缴各式假证章三千余件，军服六百余套，冻结资金逾千万。全案审结，郭荣喜、李天佑以伪造军用证件、非法持枪、诈骗等多项罪名，被判处长期徒刑，其余骨干分获刑罚。
事后总结材料指出，一九八〇年代末到九〇年代初，社会转型、信息不畅，一些地方对“军队经商”的概念模糊，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同时退伍、复员、离职的军人对军衔、军装仍怀眷恋，也被拉下水。资料还特别记录了调查组与地方干部的一句话对话——“真部队一进门，你就知道什么叫纪律。”此案此后成为解放军内部警示教育的经典案例，所有假冒军人犯罪在同年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至此，两位打着“最可爱的人”旗号的山西老汉，终究没能逃过真正的军法。骗局轰然破裂，也给当年那些只因一纸假文件就敢押上身家者，留下难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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