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0日凌晨三点，皋兰山一隅的炮口同时喷火，夜空好像被拉成了白昼。站在前沿观察所的郑维山只是挥了一下右臂，随即伏在望远镜后面，密集的爆炸声便淹没了一切回声。不到半小时，六十三军库存的炮弹竟所剩无几，炮兵排长捧着空箱子直冒汗，可军长的神情却像燃尽的炮管一样滚烫——这座城市，他等了十三年。
炮声传到距前线几十公里外的第一野战军指挥部，参谋人员第一时间把弹药消耗数字抄在电报纸上。四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让彭德怀猛地站起，他的茶碗差点被袖子扫落。“全野战军一个月的定额，一次就打完？是谁干的？”屋里没人敢接话。几秒后，参谋硬着头皮回答：“六十三军。”彭德怀眉头一拧：“郑维山，又是他！”
事情要追溯到1936年冬。西路军折戈河西走廊时，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率千余人被迫散向祁连山脚。骑着快马的“马家军”围追堵截，战友一批批倒下，他靠化装乞讨才摸回延安。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却亲眼看见整整一个师的番号在黄沙里消失。自此，河西走廊成了他心口那道化不开的旧疤。
更早一些的长征，也在塑造郑维山的脾气。别人过一次雪山草地已经叫苦，他硬是踏了“三进三出”。第一次翻红桥山，他顶着零下十多度的冰雹，把两百多号人带到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合；第二次是张国焘南返，他在迷雾里拖着高烧的身体回到原地；第三次折多山，几乎靠一根木棍敲着冰面前行。山风割脸，他咬牙说一句：“走得过去，就活得下来。”这句土语后来成了他在部队的口头禅。
也正因为那段经历，郑维山对“马家军”的恨意难以释怀。1949年夏，第一野战军挥师陇中，彭德怀电令各军配合“缺一角合围”拿下兰州。郑维山一口应下，却提出一个要求：把所有重炮集中到六十三军。彭德怀皱眉，但思索片刻还是点头——郑维山向来敢打。
8月9日，炮击序幕拉开。按照既定方案，火力封锁应持续十五分钟，谁知六十三军炮兵连把发射表直接拉到极限。密度高到什么程度？统计组后来回忆，平均每秒两发落点，城区上空像是铺了一层翻涌的铁云。有战士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仍吼着装填，他们知道军长在报一笔旧账。
兰州守军是马步芳部第八十一军与暂编第二师，原以为凭皋兰山与黄河天险可拖住解放军，完全没料到迎头撞上如此罕见的火力风暴。坚固的永登南岭暗堡在两小时后被彻底碾平，城防指挥部无线电嗡嗡作响再无回应。弹片翻卷的街角，骑兵冲击阵型被划得七零八落，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反突击。
炮声停歇时，郑维山抬腕瞄了一眼表盘——六点整。他掀开雨衣尾角，大跨步走出指挥所。副军长小声提醒：“库存打光了。”郑维山简单吐出四个字：“步兵跟上。”此时卫立煌、马步芳多年的苦心经营已摇摇欲坠，他要的只是最后一脚。
同日午后，兰州外环阵地全面失守。一野九个团像折刀一样插入市区，巷战持续到26日凌晨。战后清点，六十三军伤亡比预估低了近三成，大量守军则缴械投降。可炮弹的问题依旧得给野司一个解释。郑维山拄着缴来的一支“捷克式”步枪，径直走进彭德怀临时指挥部。他还没开口，彭德怀已经板起脸：“你把老子的家底全败了！”郑维山沉声回答：“炮弹打完能补，二万多西路军兄弟的命补不回来。”屋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彭德怀抬头，目光不再锐利，却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片刻，他挥手吐出一句：“回去整队！”
兰州解放标志着西北战场的主力与补给线同时崩塌。胡宗南退向秦陇边境，马步芳仓皇西逃青海。更重要的是，夺取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终于被打开，第一野战军随即转向西宁、新疆，局面一举扫清。多年以后，军事学院在复盘兰州战役时专门提到六十三军的火力应用，得出一句总结：“投入虽重，换得的是时间与士兵的生命。”
至于被批评的郑维山，他只在战场上留下一个背影便北上入朝，担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1951年夏，汉江南岸的钢铁防线再现他“炮弹先行”的做派，同样的激烈、同样的省人命。旁人或许难以理解那种执拗，但在他看来，雪山和草地早已用鲜血写下规则：能用火力，就别用人命去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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