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待在美国的国民党中将宋希濂，嘴里总念叨一句话，听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谁听：“要说高明，毛主席比蒋先生高明太多了。”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实在有点拧巴。
要知道，他这辈子大半截，都是给蒋介石当最忠心、最能打的“鹰犬”将军。
他手上，明明白白沾着共产党人的血。
1949年，他兵败被俘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怎么活，而是怎么死才能体面点，因为他觉得，共产党抓到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非但没死，还在几十年后，说出这么一句让老部下们听了得跳脚的话。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1924年，湖南湘乡的后生仔宋希濂才17岁，一腔热血跑到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
那时候的黄埔，国共两家好得跟一家人似的，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
宋希濂在学校里，跟同乡陈赓关系铁得很，俩人还都是“黄埔三杰”里的人物。
陈赓是共产党，一来二去，也把宋希濂给发展了，让他秘密入了党。
要是照这么走下去，历史上就没国民党中将宋希濂这个人了。
可世道变得快。
没过两年，蒋介石在广州搞了个“中山舰事件”，国共两家的脸就拉下来了。
紧接着就是“清党”，到处都在抓人、杀人，空气里都是血腥味。
宋希濂就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边是老乡陈赓，是自己偷偷举手宣过的誓；另一边是器重自己的蒋校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位和前程。
他犹豫了，最后心一横，脱离了共产党，铁了心跟着蒋介石干。
这一跟，就把自己前半辈子的命都捆上去了。
蒋介石确实没看错人，宋希濂能打，也敢打，从排长一路干到军长、兵团司令，不到三十岁就挂上了将星，风光得很。
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就是校长的人，为校长效忠，天经地义。
可人心都是肉长的，再硬的铁，也有被敲出裂缝的时候。
1932年，日本人打上海，搞“一·二八”事变。
宋希濂带着他的部队在吴淞口跟日军玩命，那仗打得叫一个惨，阵地上一层层铺的都是自己兄弟的尸首。
弟兄们牙都咬碎了，正准备跟日本人死磕到底，南京统帅部一张纸飘下来：撤。
宋希濂当时就懵了。
仗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撤？
前线的军人拿命在换国家的脸面，后方的大人物们却在琢磨着怎么跟日本人签协议、怎么妥协。
他第一次对“校长”的决定，脑子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这种感觉，就像你正在跟人拼命，你家里大人却在后面喊：“算了算了，别打了，给他赔点钱吧。”
那股子憋屈劲儿，让他好多年都缓不过来。
这个问号，就这么一直埋在他心里。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他从淞沪打到武汉，从昆仑关打到滇西，仗打了不少，功劳也立了一堆。
可他眼睛不瞎，他看到在敌后，还有另一支队伍，就是他当年脱离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仗的路数跟他完全不一样。
不硬碰硬，但像水一样，无孔不入。
他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好得让他这个正牌的国军将领眼红。
那些没读过几天书的农民，为什么愿意把最后一碗米给八路军？
他想不通。
到了1949年冬天，啥都想通了。
他在四川大渡河边上，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当年红军长征没过去的天险，他也没过去。
兵败如山倒，他这个兵团司令，成了光杆司令。
被俘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十四年前的一件事。
1935年，共产党早期的大知识分子瞿秋白，就是在他的防区被抓的，最后也是他签字枪决的。
他想，这笔血债，新账旧账一起算，自己是活不成了。
可他等来的不是枪子儿，而是北京的一道命令。
毛泽东亲自发话，说宋希濂在抗日战争里是有功劳的，不能杀，要好好地对他，帮助他改造思想。
这一下，又把宋希濂给整不会了。
他跟共产党斗了二十多年，杀过他们的人，现在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人家最大的头领，反倒过来保他一命。
他拿这事儿跟蒋介石比，心里就不是滋味。
在蒋介石那儿，打了败仗的将领，不骂你个狗血淋头、不关你禁闭就算开恩了，哪有过这种胸怀？
真正让他思想上开了个大口子的，是见到周恩来。
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周恩来来看他们这帮国民党高级将领。
宋希濂他们一个个心里都打着鼓，不知道这位当年的黄埔老师、后来的对手要怎么训他们。
结果周恩来一开口，语气平和得很：“你们都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过黄埔的老师。
学生们走错了路，犯了错误，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是有责任的嘛。”
这话一说出来，宋希濂感觉像被电打了一下。
他跟了蒋介石半辈子，听惯了“娘希匹”的痛骂，听惯了“打了败仗，就是你无能”的训斥。
打了胜仗，功劳是领袖的；打了败仗，责任全是下属的。
这是他熟悉的规矩。
可共产党的领袖，在把天下都打下来之后，却跑来跟他们这些手下败将说“我也有责任”。
这人跟人，境界的差别，大得没边了。
在功德林的十年里，他读了很多书，也去全国各地参观。
他亲眼看到了土地改革后，农村是什么样子。
他想起1948年，他带兵在湖北的时候，有个衣衫褴褛的老农，怯生生地问他：“长官，俺们也分不清，你们跟‘共匪’，到底哪个才是真心为我们庄稼人的？”
他当时嘴巴张了半天，只能拿“服从政府、剿匪救国”这些空话搪塞过去。
现在，他看着那些分到了土地的农民，脸上笑得跟花一样，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给解放军送粮食，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前在书本上读着没感觉，现在活生生地摆在他眼前。
国民党就输在这儿了。
1959年，宋希濂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走出了高墙。
晚年，他去了美国，不掺和政治了，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看看书，会会朋友。
在纽约，有记者采访他，聊起往事，他也不再藏着掖着。
他说出那句“毛主席比蒋介石高明太多”，不是为了讨好谁，那是他一个打了半辈子仗的职业军人，花了后半辈子时间想明白的道理。
在他看来，这俩人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看问题，毛泽东看的是整个棋盘，想的是后面十步棋怎么走。
长征时候的四渡赤水，带着几万疲兵，在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里钻来钻去，硬是钻出一条活路。
这在宋希濂这种科班出身的将领看来，简直是神仙操作。
而蒋介石呢，就像个精明的掌柜，什么事都想自己管，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生怕吃一点小亏，结果最后连整个算盘都丢了。
用人上，差别更大。
毛泽东敢放手，只要大方向定了，前线将领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战场情况自己拿主意。
林彪、彭德怀他们，都能放开手脚打。
蒋介石不行，他喜欢从南京直接打电话到前线的师部、团部，亲自指挥一个连的进攻、一个排的防守。
前线将领正打得焦头烂额，忽然接到“校长”的电话，让你往东，你不敢往西，结果战机就这么错过了。
将领们个个都像被捆住了手脚，仗还怎么打？
最根本的，是看俩人心里装着谁。
毛泽东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看透了，那就是农民。
解决了土地问题，就等于把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都团结在了自己身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蒋介石也知道农民问题重要，可他的根子在江浙财团、在各地地主豪绅那里。
他要是真搞土地改革，等于自己挖自己的墙角，那些“大家族”的奶酪，他根本动不了。
宋希濂最终定居美国，他过去的身份是台北忠烈祠里供着的抗日将领，后来的身份是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首席顾问。
他不再谈论过去的战功与失败，而是用自己的经历劝说那些从台湾去的人，中国不能再分裂了。
1993年，宋希濂在美国病逝，骨灰一半留在了美国，一半被家人带回老家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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