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叶剑英在广州主持授衔，看到名单大怒：怎么连名字都能搞错？|中央军委|少将|广州|授衔

1955年9月12日，珠江口的清晨略带潮气。天还没亮，广州东皋大道旁的中南军区机关灯火通明，叶剑英披着军大衣往会客室走，一叠新鲜送来的授衔名单紧紧夹在胳膊底下。

这年春天，中央军委经过数月讨论，正式决定恢复军衔制。八路、游击队一路闯过枪林弹雨，如今要穿上礼服、佩戴星徽，许多老兵心里既骄傲又陌生。与此同时，各军区也被要求对照统一标准，把几十万指战员的资历、战功、学历一一厘清。中南军区幅员辽阔，人多线长，工作量比北方几个军区加起来都大。叶剑英担任代理司令，压力摆在那儿。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向来细心，他不喜欢把事情甩手给参谋，“名单要一项一项核”，这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那天夜里，他泡了杯浓茶，把草案逐人划线批注。茶凉了，新的问题露头。叶剑英皱着眉头，把一张纸抽出来，又抽出第二张——两个“方国南”写得一模一样：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军，申请授少将。

“这名单咋写成这样？”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拍，声音不高却透着火气。秘书闻声进门，“首长，有问题？”叶剑英抬手指着纸，“连名字都能搞错？要给人家发两块将牌吗？”

工作人员赶紧翻资料，结果越看越心虚，最后只得硬着头皮答道：“首长，并没有写错，真有两个方国南。”屋里气氛一时僵住。叶剑英把钢笔轻轻放回笔座，抬眼示意对方把档案放过来。他不动声色地翻阅，比对履历。“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他随口念叨一句，语气已经平静下来。

事情确实蹊跷。两个方国南年纪只差一岁，一个1913年生，一个1914年生；家乡同属平江县伍市镇，走路不到十里就能互通消息。童年遭遇也极其相似，都是穷苦人家，干过长工，饱受地主欺辱。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在平江举事，枪声一响，乡村小伙纷纷跟队伍走，这对“同名兄弟”正好被各自排长带进队列，一人进山炮连，一人在步兵班。当时队伍杂、番号乱，没人注意重名。

井冈山会师后，两人随部队辗转闽粤，再到湘赣边。长征时，他们踏着不同纵队走雪山、过草地，途中都负过伤。1936年到达陕北整编，方国南这个名字第一次被档案干部标出“重号”，但彼此所属部队不同，仍未见面。抗战八年，他们一个在晋冀鲁豫边区活跃，一个南下华中敌后。战绩都不算显赫到“独树一帜”，却踏实而硬气，勋章厚度逐年上涨。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列阵天津。四野补充二师政委方国南（后被称“小方”）在临时指挥所里忙得脚不沾地。一名县委书记冒雨赶来探望，一进门就握手：“首长，还记得我不？当年您在湘赣写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标语！”小方愣了，他从没到过那地方。两人对照老照片才发现找错了对象，对方要找的是另一个方国南。这段插曲一时成了前线笑谈。

另一位方国南（后来叫“大方”）也常收到莫名其妙的来信。“您好，我是您在延安卫生队救过的战士”，信里写得情真意切，可大方当时仍在山西太岳，很快就猜到另有同名。不过炮火紧，大家都没心思深究。

解放战争结束，编制调整，两个“方国南”几乎同时提拔为师政委。1955年春，军委办公厅在人事表上发现重名问题，上报时附了一行说明：“确系两人，请分别核实。”恰逢授衔制度启动，中南军区只得把两份材料同时递交叶剑英。这才酿成他看名单时的那声怒喝。

核实工作展开得飞快。作战简报、伤残记录、立功证书，乃至缴获日军长刀的移交条目都一一对照。两份档案像两株藤蔓，各自独立，又处处缠绕。负责整理的年轻参谋忍不住感叹：“真是奇了，连负伤部位都都是左臂。”不过一项细节终于让两条履历清晰分隔：小方曾在延安抗大三期学习，大方则被派去苏联库尔斯克炮兵学院进修。自此，身世之谜尘埃落定。

9月23日，广州烈士陵园旁的新礼堂红旗招展，星徽熠熠。授衔典礼按计划进行。叶剑英步伐稳健地走上讲台，先宣读上级命令，再逐一为将校戴上肩章。台下肃静，只能听见记录员笔尖轻擦纸面的细响。当念到“方国南”时，全场窸窣，有人抬头张望，以为读错。叶剑英微微一顿，又报出同样的名字，只是胸前号码不同。掌声稍显诧异，却接连响起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