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下旬，北京西郊机场被薄雪覆盖，华东视察任务在即，刘少奇却临时加上一句交代：“南京那一站不要省。”身旁工作人员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这座城与副主席有着不止公务的牵连。
转年1月，北风卷着残雪，专列自京沪线南下。抵沪之前，列车先停南京。时间紧得令人发慌，他依旧坚持要到雨花台。王光美同行，看得出丈夫眉宇深处的那份执念，便静静地陪着。
登上台地，迎面是松柏苍苍与碑石森然，远处钟山的轮廓隐在雾里。刘少奇伫立良久，才对王光美轻声道：“这里长眠着一位故人。”十一个字，像铁器落地，冷脆却沉重。
他并未多说，脚步却自然而然走向纪念碑中央的位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何宝珍就在这片土地倒下，年仅三十二岁。十六载过去，弹孔早被风雨磨平，记忆却从未褪色。
往事翻腾，仿佛又听见衡阳女师里清脆的朗读声。女孩出身贫苦，却借给小姐当“书童”的机会识字；五四风雷响起，她第一时间站到街头散发传单。那一年，她十七岁。
衡阳教务风波之后，校长欧阳骏借省长作后台，将几名“捣乱分子”逐出校门。何宝珍无处可去，幸得张秋人接应，写了纸条让她去长沙清水塘找“毛委员”。清水塘的土砖小楼，如今仍存在，窗棂斑驳，见证了新的相识——刘少奇从安源回来汇报工作，与何宝珍第一次对视。
毛泽东察觉两人默契，索性把安源矿工俱乐部的任务一并交给他们。南下火车摇晃，煤尘呛鼻，爱情在紧张斗争里悄悄生根。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工人把他们簇拥在一起，自制“红花”别在两位新人胸前，婚礼质朴却热烈。
1925年“五卅”怒潮席卷申城，刘少奇负责指挥罢工，何宝珍则背挎布包穿梭弄堂发放救济款。十几天高强度运转，他病倒床榻，她端水喂药，还把缴来的洋行罚款细细登记。那本早已泛黄的账簿，后来一直随身带着。
1932年，中央决定调刘少奇赴瑞金。那时她已有身孕，依旧恳求同去，被他一口拒绝：“形势凶险，你留下，我才能放心。”上海石库门的昏黄灯火里，两人都未料到，此别成永诀。
翌年三月，何宝珍身份暴露，在南京落网。模范监狱铁窗生锈，她仍设法联络难友，组织绝食、抵制劳动。敌人得不到口供，恼羞成怒，对她用尽酷刑。她只回一句：“要我屈服，没有可能。”字句刚硬，审讯记录至今仍存档案馆。
十月十八日清晨，雨花台上雾气厚重。行刑队押着她走向松林边缘。临刑前，她对同伴轻轻说了两个字：“不要哭。”枪声响起，雾气被震散了一瞬，又很快合拢。文件里记录的死亡时间是上午九点十三分。
牺牲消息辗转抵达中央苏区，刘少奇沉默许久，提笔写下十二字评价：“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纸面墨迹浓重，笔锋却在末尾突然收住，显出克制到极点的悲痛。
1950年的雨花台静得出奇。祭奠完毕，刘少奇并未立刻离去，而是沿着石阶再走了一圈，像是在确认每一棵松、每一块碑的位置。王光美陪在侧旁，未发一语。三十三岁的她此刻才真正懂得，丈夫的过往有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影子。
晚间回到下榻处，刘少奇翻出旧日行囊，里面夹着那本被煤粉熏黑的账簿与一封早年家信。灯火摇晃，纸页轻颤。第二天清晨，他又匆匆登车赴杭州，但在南京停留的数小时，已足够让一段尘封的青春重新浮现。
此后多年，南京成为刘少奇公务行程中必经地。不论会议多紧，他总会抽出几分钟去雨花台转一转，偶尔驻足读碑文，却从不多言。直到1966年春，他仍在备忘录里写道：“去南京，雨花台列入计划。”字迹依旧端正，只是笔锋不再尖锐。
弹指半个世纪，世事变迁，雨花台的石阶被踩得更加光滑。那位三十二岁的湖南女子虽早已化作泥土，却以另一种方式陪在刘少奇身旁——这一点，他自己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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