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早春的一个清晨，西长安街传来收音机里《春天的故事》的前奏，胡同口卖早点的小贩冲着院里喊：“老汪，听说深圳要搞什么‘特区’了！”窗内的老人应了声“知道”，语气平淡，却把报纸折得更整齐。离开中南海不到一年，汪东兴已悄然开始观察一个全新的时代，只是他的笔记薄上，先写下的是“变化太快”四个大字。
对变革，他并非排斥。1933年参加红军时，他才18岁，家乡江西泸溪的穷苦与战火，逼得青年汪东兴渴望“破旧立新”。历经长征、延安、解放战争，他见惯了天翻地覆。然而，此刻的“快”，与硝烟中的“快”截然不同；前者是市场与资本，后者是枪林弹雨。汪东兴心里明白：战争年代可以用纪律束缚人心，和平时期靠什么？他没找到现成答案。
64岁的他住在西单东侧一座小四合院，门口没有门牌，只挂着一只普通门铃。警卫员小陈偶尔打趣：“首都最难找的‘将军府’。”汪东兴笑笑：“安静就好。”每天五点起身，绕院子走二十圈，浓荫下种着两株梧桐，树是1966年亲手栽的，“纪念那年主席让全国种树”——对外他这么说，真实想法却是“树长得慢，慢有慢的好”。
公开场合，汪东兴极少谈论经济政策。身边熟悉的人却记得他在饭桌上的一句轻声抱怨：“时代退步了，人钻到钱眼里去了。”话听着重，却并非全盘否定。他清楚农村包产到户的好处，也看见老街坊日子宽裕了；只是城市里忽然冒出的“先富起来”，让他担忧两层：第一，贫富差距；第二，人情冷暖。家人私下解释：“他老人家最大执念就是‘群众路线’，怕人心散了。”
1983年的一天，汪东兴带警卫员去北海公园。工作人员请他免费通行，警卫员却被拦在门口，要购票两角。老人停下脚步，眉头一皱，说了句：“一起进去，才叫公平。”不买票，他转身离开。三分钟的僵持，胜过千言万语。那年冬天，公园对军队离退休干部陪同人员的票务规定悄悄改了。
有意思的是，他既坚持原则，也欣赏实干。1992年南方吹来的春风再度席卷北京，证券市场、个体摊位铺天盖地。汪东兴翻阅人民日报，圈出“改革不停顿”和“扩大开放”两行字，淡淡讲：“方向对头，但要有人看着路标。”杨银禄探望时劝他写回忆录，他挥手：“写了既得罪活人，也得罪死人。我守了一辈子门，临了还想留点口德。”
他的守，是从1947年保卫延安开始的。那年三月夜色深沉，延河岸边枪声不断。毛泽东轻声对汪东兴说：“敌人要近了。”汪东兴端着步枪回答：“主席放心，看见敌人再撤。”随即率一个加强排阻击国民党军，为中央机关撤离争取六小时。此后，毛泽东的行踪、住地、警卫、后勤，几乎都由汪东兴统筹。几十年相处，批评不少，信任更深。“小汪，你读书多，却不会用”，毛泽东曾当面训诂；汪东兴垂手受教，转身依旧把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五十年代末，江西农村搞土法炼钢，人手短缺。汪东兴奉命下乡劳动锻炼，背稻谷、修水渠，一干就是两年，而且和当地干部吃住同灶。他把亲历写成几十页笔记，主题只有一句：“干部要蹲炕头”。这是他理解的实践与理论结合，也奠定了后来对社会风气的敏感。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汪东兴主动请辞。会上仅说十二个字：“离岗休息，让年轻人挑担子。”散会后，他没有在京西宾馆停留，直接驱车返回胡同，一碗面、一杯茶，从此淡出政治中心。有人猜测是“被动下台”，有人说“功成身退”，他不解释。家里书柜里《毛选》依旧排最上层，《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次之，《孙子兵法》《左传》夹在最底。排列顺序多年没动，像一面无声的镜子。
九十年代，他两次回老家：一次料理姐姐后事，一次受邀考察县里的水泥厂。乡亲问：“您对改革怎么看？”汪东兴答：“好好种田，好好念书。”简短八字，却让在场的县领导有些尴尬。后来有人分析，这句话是一种保守；也有人认为，这是给基层的最实际建议——不管风往哪吹，生产和教育永远不能丢。
汪东兴百岁生日，圈内外低调到极点。子女只请了几位老战友，一顿清粥小菜。席间，他端杯敬大家：“活到今天，靠的是组织、医生、自己。”在座众人会心一笑。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背后那幅字写着“敬畏”二字，是他晚年最满意的墨宝，也是他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私人注脚——敬畏规律，敬畏人民。
2015年8月21日清晨，北京夏雨初歇，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里没有哀乐。医院走廊墙上的时钟指向6点15分，汪东兴的生命永久停在了第100个年头。家属谢绝花圈，谢绝排场。警卫员小陈换下岗帽，轻声嘟囔：“首长，这回您真的放心了。”一句话，在安静长廊里慢慢散开。
汪东兴离世后，关于他对改革开放的成见依旧有人议论。家属的统一说法是：“他认同改革，也认同必须有底线；不满的，是社会风气的杂音。”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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