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时前，里昂总部发出的红色通缉令穿越十一个时区抵达加拿大边境管理局内部系统。文件极短，却写得很细——身高一米七七，右眉旁一颗痣。这样的描述配上清晰照片，不容抵赖。有人把截图贴上网络，点击量像计价器一样狂跳。
程慕阳在温哥华房地产圈混迹多年，自认“远水不救近火”。没想到纸包不住火，红色通缉令迅速击穿了他苦心雕出的商业外壳。几家开发商连夜召开电话会议，讨论是否冻结与慕阳国际合作的尾款。口头承诺瞬间变成了冷冰冰的合约条款，没人想陪他去法律战里捞一身腥。
与此同时，舆论风暴也刮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科系学生会的内部群里炸开了锅。程颂莲，这位平时以流利英文主持辩论赛的华裔女孩，一夜之间被贴上了“红通嫌犯之女”的标签。有同学私信她：“你父亲的事，学校都知道了……怎么办？”——消息发出后，灰色对勾一直未变蓝。
青年自由党的周五例会如期举行，却比往常沉闷。主席团成员直奔主题，讨论是否暂停程颂莲“省分部主席”资格。会议室里有人低声嘀咕：“这姑娘能力不差，但挡不住背景太烫。”此话虽轻，却无异于判决书。加拿大政坛讲究信誉，一旦家族被指涉贪，再灵活的公关团队也难以挽回公众观感。
回到十五年前的郑州工学院毕业典礼，没人会想到这位演讲时略带结巴的青年，会在短短数年攒下数亿资产。他的起点并不算低——父亲程维高在河北握有实权，秘书李真四处搭桥。商业捷径就这样铺开：广告公司、保龙仓集团、再到地产项目，节节高升。资本增值的速度快得像按下了倍速键，地方企业主纷纷感叹“见所未见”。
2002年春，李真案突发，风声骤紧。程慕阳携家人经香港飞抵温哥华。那张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成了他离境时的护身符，却挡不住后续司法追责。加拿大移民部先后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拒绝其两次公民申请。程的律师团队试图用投资、雇佣百名员工等理由说服当局，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2012年4月，程慕阳转而申请难民身份，理由是“政治迫害的风险”。审理官看完材料，摇头叹息。案例文件显示：“申请人并不符合《联合国难民公约》中关于‘缺乏国家保护’的定义。”拖延策略变得越来越难以奏效。律师在走廊里提醒：“时间不多了。”程慕阳沉默，眼神闪过一丝焦躁。
2013年，他获颁英国女王钻禧勋章，还在公众面前谈“华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掌声热烈，可追问的人很少。真正的分水岭，其实是次年那道红色通缉令。它意味着跨国执法合作正在提速，中国与加拿大的司法协作已进入新阶段。面对系统化的追逃体系，昔日“安全港”似乎正在消失。
有意思的是，程慕阳继续高调雇佣公关团队，试图强调自己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可金融机构更看重风险分级，商业银行开始重新评估贷款额度。物业公司收到匿名邮件，提醒他们“关注客户背景”。连岛上那座私人跑道，也因为航空监管部门的安全复查，被暂时关闭。
青年自由党内部最终作出决议：暂停程颂莲的主席职务，待调查结束后再议。对外声明措辞克制，却暗含决绝。会上，一名老党员语气平和：“政党招募志愿者靠的是公信力，不是谁家捐了几张支票。”言毕，椅子划地的细碎声取代了掌声。
程家父女的命运走向仍未揭晓。司法程序漫长，资产冻结、引渡听证、移民上诉，每一步都在消耗资金与精力。政坛的大门对程颂莲半掩，商界的伙伴对程慕阳保持距离。通缉令带来的涟漪，在太平洋彼岸持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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