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2日的夜里，北京西郊一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值班参谋递上一份加急电报：“贵州息烽，原匪首程莲珍已落网，请指示。”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卷宗，仔细扫完电报，沉默数秒，只说了一句：“还是放了她吧。”现场空气像是被凝住，不少干部对视一眼，满腹疑惑却不好发声。谁能想到，一纸电令背后，是一段从闺阁千金到女匪王、再到剿匪向导的曲折人生。
程莲珍出生在1919年，贵州开阳一户殷实商家。十四五岁时，她已是街坊茶余饭后的佳人话题，说一句“开阳第一美人”也不算夸张。家中不缺吃穿，她对婚事挑剔得很。偏偏世道忽起波澜，地主陈正明看中了这位小美人，软硬兼施请媒上门。陈正明年近四十，家里原配尚在，但财力雄厚、送礼大方。程家父母思量再三，被金银礼单砸得没了主意，只得点头。
婚后两人相处倒也和顺。陈正明见小妻子机敏，索性把账本、庄稼、骑射一并教了。两年下来，程莲珍的枪法出乎意料，十步击壶不虚发。她以为这只是夫君的宠溺，未料却成了日后保命的本钱。转折来得突然，1941年冬，陈正明染寒疾不起，最终病逝。程莲珍抱着初生女儿哭得昏天黑地，可哭声挡不住族中长辈的冷眼——二房无子，家产理当归长房。逼迫、排挤、不给口粮，此消彼长，她被迫离开陈家大屋，只带走几名忠心家丁。
一个年轻寡妇在山城立足谈何容易。正巧罗绍均的山寨缺个能管账又能持枪的副手，这位土匪头子看中程莲珍的胆色，开出“护你母女周全”的条件。走投无路之下，她点头。不久又与罗绍均之弟罗绍凡成亲，稳住寨中地位。从此，一把步枪、一匹枣红马，陪她闯进劫粮夺盐的灰暗江湖。
程莲珍并非嗜杀。每次出匪，她都严令“不动孤寡”。可乱世没那么多净水可择，劫掠终究让百姓闻风色变。1949年秋，解放大军横扫西南，残余国民党特务带着黄金登山招降。“只要拖住解放军，事成后金条分你一半。”罗绍均眼睛都红了。程莲珍摇头：“成不了事。”兄弟俩却执意下山，结果首次攻城便惨败，罗绍均毙命，罗绍凡成俘。
山寨瞬间群龙无首，散兵游勇赶来投她门下，最多时两百余号人。弹药、粮草日日吃紧，为活命又得下山抢掠，恶性循环就这样套牢了她。1950年正月，贵州军区集结部队实施围剿。激战三日，程莲珍自知无望，换上蓝布衣裳，独自溜出封锁线，隐入乌江边的团结村。
团结村张三是个三十多岁还没讨老婆的庄稼汉，见这位“逃婚妇女”又怜又爱，索性娶了。程莲珍埋名改姓，春耕秋收，宛若一株被风雨折断却又重新发芽的小草。可惜她低估了自己在周边乡镇的“知名度”。两个月后，有心人认出她，公安一路快马加鞭将她带往息烽。
县里没敢自作主张，电报飞向中央。讨论过程中，“到底杀还是留”分成两派，时任贵州军政委员会的多位同志主张“依法严办”。毛泽东最后拍板：“她有民众基础，也曾多次放水，给她改过机会。”就这样，行将赴刑场的程莲珍，被推回了审讯室，戴铐的双手缓缓放下。
得到生路后，她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见女儿；二是帮助剿匪。要求很简单，组织一口答应。有人担心她反水，贵州军区司令陈赓一句玩笑：“真跑了，我亲自追她上山。”气氛顿时轻快几分。
程莲珍熟山形、通匪情，跟随人民解放军穿林越涧。碰到旧部，她抬声吆喝：“兄弟们，当年跟我吃苦，如今跟人民政府吃饱不好吗？”情理并用，三十多名匪徒当场缴枪。还有几股顽匪不肯投降，她摸黑领队抄小路，亲手击毙拒不放下武器的“麻面六”“黑虎哥”两名头目，算是把旧账一并清了。
半年后，贵州山区基本肃清匪患。省军区给她安排了省棉纺厂保管员的工作，月薪五万旧币，伙食照工人标准。有人取笑：“女匪头子成了看仓库的。”她只是笑笑，夜里点灯记账，一丝不苟。1954年，地方政协改选，她被推举为委员，偶尔在会议上发言，口音浓重却句句在理，提的多是道路、河坝、粮仓这些民生麻烦事。
1976年9月9日，广播里传出噩耗，她木然站起，半晌没有说话。身旁老工友悄声问：“程姐，还好吧？”她的眼泪终于下来，只喃喃一句：“他给过我第二条命。”那天晚上，她把旧步枪擦得锃亮，又默默锁回箱底，再没提过往事。
晚年有人采访她：“后悔当年上山吗？”她摇头：“那时只想活下去。后来懂了，活着也要有路可走。”话音不高，却像山风穿竹，干净而有力。她在1993年病逝于贵阳，遗物简单，除了缝了又补的工作服，就剩一本泛黄的《论联合政府》，扉页写着六个字：宽处留人，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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