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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郝思嘉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时间最初是被公众听见的。从14世纪欧洲修道院协调社会作息的钟声,到古代北京城“暮鼓晨钟”为文武百官和百姓划定的生活节律,时间的声音一直是公共生活的坐标,维系着社会的运转。这些回荡在城市上空的钟鼓声,不仅承载着宗教或官方的权威意志,更是集体生活的公共节拍器。

随着机械钟表的发展,尤其是便携式的怀表与腕表出现后,时间的感知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读取时间越来越依赖视觉,但制表师并未放弃对听觉维度的探索。他们致力于将时间流逝转化为可闻的乐章,使报时功能从实用的信号,升华为一种私人的、充满情感色彩的听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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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记忆到私人乐章

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曾提出“教会时间”与“商人时间”的概念,指出中世纪社会早期,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普遍屈从于教堂钟声。

而西敏寺(威斯敏斯特教堂)自1066年成为英王加冕地以来,更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意义,融入了国家治理的脉络,西敏寺钟声的鸣响既是神圣的召唤,也是世俗权力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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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的威斯敏斯特塔和大本钟

随着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城市中出现了与教堂钟楼相对的公共时钟。时间的掌控权开始从教会部分转向世俗社会,但报时声音的公共属性并未改变。真正的革命性转变,始于报时功能进入私人时计领域。

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两项复杂报时功能的相继成熟。

三问功能的出现,使怀表佩戴者能够通过触发机制,在需要时主动聆听时刻,让时间首次成为可按需获取的私人听觉体验。

然而,一项更为复杂的挑战在于让时计能够自动报时——无需佩戴者触发,便可自动鸣报小时与刻钟,这正是大小自鸣功能。相较于三问的“被动响应”,大小自鸣机构需实现完全自主的运作,其结构之精密、稳定之要求,在腕表的微小空间内呈几何级数上升。

正因如此高的技术门槛,该功能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在腕表上真正实现,并长期被视为机械制表领域难以逾越的高峰之一。

在宝珀(Blancpain)创立二百九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被誉为新晋“表王”的“大音乐家-四音四锤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正是这一演进历程的巅峰之作。

它不仅在技术层面集成了双旋律大自鸣、三问、浮动陀飞轮及日期逆跳万年历等五项顶级复杂功能,更在理念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跨越——通过独创的四音锤系统,腕表得以演奏完整的旋律,而非简单的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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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飞鸟陀飞轮

这一设计,标志着时间的声音彻底从统一的、功能性的社会符号,演变为可选择的、充满个人情感色彩的艺术表达,完成了从协调集体的公共记忆到陪伴个体的私人乐章的文明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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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械成为音乐的载体

在高级制表领域,将报时功能从简单的信号提示提升至旋律演奏,是一次从工具到艺术的本质跨越。宝珀大音乐家”腕表的核心突破,在于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机械发声系统——四音锤、四音簧结构,对应Mi、Sol、Fa、Si四个独立音符。

这并非零件的简单叠加,而是机械发声原理的彻底重构:传统报时腕表多依赖双音锤发出高低音信号,而宝珀通过四音锤系统,为机械赋予了谱写旋律的“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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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珀“大音乐家”腕表

为实现专业级的音乐表现,宝珀引入了科学的精度控制。

制表师摒弃传统的人耳听音调校,借助激光测频设备对音簧振频进行量化分析,将音分误差控制在±1—5范围内,达到乐器级音准。

节奏控制则通过专利的磁力调速器实现,该装置以磁场产生无接触阻尼,彻底消除了传统调速器的机械摩擦噪声,并将四音锤的敲击间隔稳定在0.4秒,凭借高科技测试仪器,节奏误差甚至控制在0.05秒以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人耳的辨别最高也就0.1秒。

这款腕表的艺术灵魂,更深刻地体现在其双旋律的设计上。佩戴者可一键切换于《西敏寺钟声》与《宝珀乐章》之间,这不仅是两种音律的选择,更是两种时间观念、两种文化精神的对话。

西敏寺钟声源于1793年剑桥圣玛利亚大教堂,后因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大本钟而闻名世界,随大英帝国的扩张成为国际通用的报时信号。这段旋律早已超越其功能本身,成为欧洲计时文明的历史符号。

它秩序井然、庄重典雅,每15分钟奏响的四个音符片段,象征着几个世纪以来制表业对精准、规律与永恒的不懈追求。选择这段旋律,是宝珀对品牌290年历史传承的致敬,将公共时间的集体记忆浓缩于腕间,代表了制表传统中的经典与厚重。

与古老钟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摇滚传奇KISS乐队鼓手埃里克·辛格(Eric Singer)创作的《宝珀乐章》。埃里克·辛格所带来的,不仅是独特的节奏律动,更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创造力。

这段现代旋律的注入,使得腕表报时不再是单向的历史回放,而成为了能与佩戴者当下心境共鸣的个性化表达。它代表了现代的激情、反叛与创新,展现了宝珀不拘泥于传统、面向未来的先锋制表态度。

这种双重旋律选择,使腕表不再是单向的时间告知者,而是能与佩戴者进行情感互动的载体。

这一设计将时间的听觉表达从单一的标准化播报,转变为可定制的个性化体验。佩戴者能够根据场合与心境,为不同时刻搭配相宜的“背景音乐”——在需要沉思时聆听西敏寺钟声的厚重历史,在彰显个性时切换至宝珀乐章的现代节奏。

它赋予了佩戴者定义专属时间氛围的权利,使机械时计从精准的计时工具,升华为承载个人情感与审美偏好的艺术伴侣,重塑了人与时间的关系——时间不再是客观的流逝,而是可被赋予不同情感色彩的主观体验。

而宝珀与摇滚巨星埃里克·辛格的合作,更是一次打破文化边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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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珀总裁马克·海耶克与埃里克·辛格

埃里克·辛格在创作过程中,与键盘手德瑞克·谢里尼安(Derek Sherinian)紧密协作,尽管最初面对仅有的四个音符感到挑战重重,但他们最终将技术限制转化为独特的音乐印记。

这一跨界融合,将摇滚乐的现代节奏引入高级制表领域,打破了高级制表与流行文化的传统界限。这深刻诠释了宝珀“创新即传统”的品牌精神——真正的传承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经典,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勇敢拥抱新思潮。这种精神确保了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的持续生命力。

至此,宝珀“大音乐家”腕表成功地将冷硬的机械零件转化为富有音乐灵魂的艺术载体。它通过科学的精度控制、深意的旋律设计以及极致的内在做工,证明了复杂功能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本身的堆叠,更在于其能否引发情感共鸣,并最终在腕间方寸内实现了一场机械与音乐的完美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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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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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艺术与文化共鸣

将如此复杂的机械艺术融入日常佩戴,体现的是“至繁归于至简”的至高智慧。宝珀“大音乐家”腕表在直径47毫米、厚度仅14.5毫米的表壳内,集成了包括双旋律大小自鸣、三问、浮动陀飞轮及万年历在内的1116个零件。

实现这一工程奇迹的关键,在于其“完全整合式”的机芯架构——宝珀并未采用常见的功能模块叠加方式,而是将万年历等复杂功能彻底融入基础轮系的设计中,从而为报时机构与陀飞轮留出了视觉和物理空间,并确保了整体厚度的优化与机芯结构的美观,从而实现了复杂机械的透底展示与佩戴舒适度的平衡。

这正应了宝珀总裁马克·海耶克的理念:它是一件“可以每日佩戴的艺术品”,而非需要锁入保险柜的藏品。

真正的奢华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上。机芯的主夹板与26枚桥板均采用18K金打造,在材质柔软的贵金属上进行手工打磨考验着制表师的极致技艺。

制表师耗费超过465小时,完成了包括148个手工内角在内的全方位打磨,将传统的45度倒角改为更为璀璨的30度,并在主夹板上以7种不同尺寸的钻头雕琢出数千个完美的珍珠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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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师打磨细节

即便在佩戴者视线无法直接触及的零件背面或隐蔽角落,打磨标准也丝毫未曾降低。这种对极致工艺的坚守,正是“天地良心珀”美誉的基石,它让冰冷的机械拥有了手作的温度与生命。

在追求效率与批量化生产的时代,这种匠心精神尤为珍贵,它象征着对工业化逻辑的超越,彰显了手工技艺的情感价值与人文关怀。

宝珀“大音乐家”腕表的问世,绝非仅是复杂功能领域的技术迭代,它更代表了一种超前的先锋制表态度。这种态度,核心在于其构想和实现构想的眼界——敢于在传统制表看似固化的疆域内,重新描绘边界。

回溯历史,报时功能曾长期被“如何精准传递信号”这一命题所定义。而宝珀的构想,则将其升华为“如何让机械成为表达情感的艺术载体”。

从双音到四音的乐理革命,从单一旋律到可切换的双重乐章,再到将千余枚零件浓缩于适合日常佩戴的尺寸,每一步都是对行业惯性的突破,体现了其前瞻以及高级制表的态度。

这背后,是八年研发、21项专利技术以及对材料科学、声学原理的深度探索,是将宏大愿景落实于微米级精度的卓越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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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珀秘密实验室

它奏响的,是一曲关于制表未来的序章——真正的“表王”,不仅在于征服物理世界的复杂结构,更在于其能否以前瞻的眼界触动人类的精神世界。

在宝珀二百九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大音乐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高级制表的终极竞赛,将是想象力与实现力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