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公元618年，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建立唐朝，后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高宗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到唐玄宗时期，唐朝国力达到顶峰，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史称开元盛世。
从唐高祖李渊立国到唐玄宗李隆基缔造开元盛世的一百年时间里是大唐的前半段时期。
这一时期唐朝的主要政治矛盾是关陇军事权贵集团、传统门阀士族与庶族地主阶级的矛盾。
三方为争夺统治权时而合作时而斗争，大部分时间是士族权贵与庶族之间的斗争。
唐玄宗执政后期，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后历经唐宪宗“元和中兴”、唐武宗“会昌中兴”及唐宣宗“大中之治”，国势一度振作，但总体国运脉络仍在走下坡路。
随之而来的以黄巢为代表的唐末农民起义破坏了帝国统治根基，大唐政权摇摇欲坠，907年藩镇将领朱温篡唐，唐朝灭亡。
从安史之乱到朱温篡唐的一百五十年时间是唐朝的后半程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遭到极大削弱直至摧毁。
纵观大唐近三百年历史，帝国内部各权力集团斗争激烈，中央集权在很多时间无法平稳运行，从庙堂到民间，动荡斗争远远多于稳定富庶的时间，国力强盛的外表下却是矛盾重重。
唐朝权力游戏上半场:士族与庶族较量，充满血腥杀戮的皇权争夺
李渊建唐代隋的本质就是关陇权贵集团的政治洗牌和利益重组。
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南北朝西魏时期的八柱国、官至太尉，北周建立后，被封唐国公。李渊的母家也同样显赫，其外祖父独孤信与李虎并列为八柱国。
独孤信有三个女儿，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便是李渊的母亲，七女独孤伽罗成为隋文帝杨坚皇后。
杨广是独孤伽罗的次子，小李渊三岁，论辈分是杨广的表哥。从血缘和家族背景看，李唐与隋杨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着血浓于水的手足情，李渊为何还要公开起兵反隋？
根子在于杨坚父子动了关陇集团和门阀士族的奶酪。
杨坚建立隋朝后想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首先就是要削弱关陇权贵的权力，毕竟杨坚就是靠篡位得来的江山，所以其权力敏感性极强。
为此，杨坚整顿吏治、实行均田制，设立科举制度，取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唯才是举，选官不问门第。
杨广继位后态度更加激进，于606年增设进士科，完善科举制度，通过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来削弱关陇勋贵。
同时还营造东都洛阳，摆脱关陇集团的“大本营”长安，并重用江南士人为官，以平衡关中官僚势力。
不过杨广好大喜功，修建洛阳，开凿大运河，三征高句丽，征伐吐谷浑，在其统治的十多年间，被征发兵役徭役的超过一千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万人。
杨广的暴政极大地激化社会矛盾，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同时也就给了关陇集团另起炉灶的机会。
毕竟杨坚家族不过是关陇集团的一员，如果不能维持既得利益，就果断抛弃。李渊就是见到隋朝灭亡的形势不可扭转，才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
618年，李渊逼恭帝禅让，称帝建国，国号“唐”，定都长安，隋朝灭亡。
此后经过六年的统一战争，唐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治，这也意味着关陇集团内部完成了权力交接和整合。
不过带有鲜卑血统并靠军队发家的关陇集团远不具备魏晋门阀士族的政治底蕴和儒家文化气质，反而充满了政治暴力性和不稳定性，从唐朝建立伊始便是如此。
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同胞兄弟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逼迫李渊退位。
虽然李世民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极大地提升唐朝国力，但以弑兄逼父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方式取得皇位，给后世造成极坏的影响和糟糕的“榜样”。
从643年至713年的七十年间，唐朝历经李世民到李隆基七朝（含李显李旦两次登基），爆发五次皇室政变，每十四年就是一次祸乱，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没有的。
话说回来，李唐重新统一中国仍面临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由于政权初定，作为政治基本盘的关陇集团是一定要争取的，李世民绘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提拔重用长孙无忌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山东、江南士族虽然相对衰落，但这些旧士族自东汉以来已延续五百年，在社会上仍拥有较高声望。
不少李唐新贵热衷与旧士族特别是其中的高门崔、卢、李、郑联姻，无形中对李唐政权造成一定压力。
对此，李世民敕编《氏族志》，明确表示要以现任官爵的高下定士族等级，压抑旧士族势力。
到后来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五品以上官员都能入谱，旧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迅速改观。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通过联姻等方式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由此新的矛盾产生了，即李唐皇权与关陇集团为争夺最高统治话语权展开较量。
649年，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此时的唐朝经过三十多年统治，政权业已稳定，李唐皇室不再把关陇集团看作合作者，君臣之分必须厘清。
当时的关陇集团首领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既是李世民亲自指定的托孤大臣，也是李治的亲舅舅，在李治即位之初，长孙无忌以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的身份执掌朝政。
李治很清楚，如果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另起炉灶，不能仅仅当关陇集团的代言人。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李治取得军方首脑李勣的支持，废黜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后，并提拔许敬宗等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
如此一来，大唐最高权力由关陇集团内部重组演变为关陇集团与庶族地主之间的斗争。655年，李治借谋反之名赐死长孙无忌，并清理一大批士族官员。
与此同时，大唐开国的关陇功臣逐渐老去凋零，李治和武则天将庶族和中下士族官员填补朝堂政治空白，长孙无忌的失势标志士族集团政权优势被打破。
657年，李治定洛阳为东都，与长安并列为首都，以此摆脱关陇集团的影响。683年，李治驾崩于东都洛阳，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
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定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相较于李治，武则天对关陇和高族的打压更加彻底，因为武则天本是庶族出身，自然无法与百年权贵的关陇集团兼容。
武则天一边利用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宗室和高门士族大清洗，诛杀近百位宗室王侯和公卿大臣，数百家族灰飞烟灭。
另一边大力普及科举，大量破格选用和升迁官吏，使非士族阶层广泛参政，扩大庶族地主政治基础，打破关陇和士族一家独大的局面。
705年武则天病逝，唐中宗李显复辟，此后八年时间里唐朝宗室内部为争夺权力展开激烈厮杀，爆发多次政变。
直到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混乱政局终于稳定下来，此后李隆基改革弊政，推动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缔造封建史上最辉煌的开元盛世。
同时唐朝中央集权已经完善，李唐皇权大权独揽，关陇、士族和庶族皆为皇权服务，关陇集团、庶族集团与皇权不再是唐朝政治的主要矛盾。
取而代之的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中央势力的角力。
而节度使的壮大与唐朝的积极国防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大唐持续扩张征战，帝国疆域急剧扩张。
唐太宗先后平定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灭高昌，服吐蕃，高宗继位后打败西突厥、灭高句丽，大唐势力渗透至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广大地区。
大唐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这一版图基本维持了三十余年，史称“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
但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唐朝把能打的都打下来。
到了唐高宗后期，唐朝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开疆拓土，而是把打下来的疆土巩固下来，因此变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
这样一来，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统帅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中临时任命，使持节谓之节度使。
唐玄宗执政以来，将地方权力不断下放给节度使，使节度使成为地方军政一把手，而且为了有效抵御异族入侵，其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官衔正式化。
不仅如此，节度使还掌握募兵的权力，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除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有无职业的流浪人、走投无路的无赖亡命徒。
这些无依无靠的士兵终身从军，父子相承。而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使得士兵们对节度使的依赖性很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局面。到了天宝初年，大唐边塞已经形成十大节度使。
十大节度使仅在册兵力就有49万之多，大唐全国总兵力不过60万，其中以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等势力最强，他们承担大唐东北、西北等重要战略防御方向。
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安禄山拥兵十五万，其兵力大多由契丹、奚族等胡人组成。
安禄山利用河北地区胡汉杂居的特点，拉拢这些少数民族组成叛军核心，并通过授予官职强化他们的支持。
而内地中央军仅有八万，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差，平时毫无作战训练，这样一来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地方势力隐隐凌驾于中央之上。
但李隆基被大唐盛世的太平景象迷惑，丝毫未察觉即将到来的统治危机。
天宝十二载（753年），自长安向西万余里，仍是人户相望、桑麻遍野。
755年，全国统计户口有900余万户，5200余万口，达到唐朝统计户口最盛，此时距安史之乱仅仅三年时间。
唐朝权力游戏下半场:皇权不断弱化，宦官与藩镇成为大唐江山话事人
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与史思明起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史称“安史之乱”。
彼时天下承平日久，中原唐军羸弱不能战。安禄山一路率军南下，步骑烟尘千里，仅用二十天时间横扫河北，十二月攻占洛阳。
李隆基先后调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等西北节度使悍将抵御安禄山，但被“忠臣”安禄山背刺后，李隆基从内心不信任异族将领，再加上宦官和杨国忠的挑拨，封、高被斩杀，哥舒翰被叛军俘虏。
756年六月，叛军攻占长安，李隆基出奔成都，并在马嵬坡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以慰军心。
随后李隆基继续南下，太子李亨分兵后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在这之后，肃宗倚仗郭子仪、李光弼等西北军团平叛，双方展开激烈厮杀，尤其在香积寺之战中，双方兵力消耗十余万，大唐精锐几乎拼光。
757年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与此同时，安史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761年，史思明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
763年，唐军反攻范阳，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但安史之乱的终结并未使大唐恢复以往的生机，八年的内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更长远的影响:一是藩镇割据，虽然消灭安史叛军，但中央的权力被大大削弱。
节度使们在战争中不断扩张势力，抢占地盘，权势越来越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而唐廷无力改变现状，也无力收回安史余部的兵权，只能任命他们为当地节度使，其中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
他们名义上尊奉唐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长期割据一方，是最跋扈的藩镇。
不仅如此，参与平叛的内地将领也变为藩镇节度使，也不乏像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节度使呈现割据、离心现象。
安史之乱后的中央与地方藩镇似乎达成一个默契，藩镇表面恭顺于朝廷，借朝廷法令施政于地方，朝廷也默认藩镇半自主权，对极个别藩镇允许自主选择节度使。
但此时的大唐皇帝已不再是宾服四海的天子，中央集权遭到不可恢复的削弱。
除了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影响是宦官专权。追溯起来，唐朝宦官干政的恶果早在玄宗时期就埋下了。
第一个公认的权宦是高力士，高力士性情缜密机敏，深受李隆基赏识，在诛杀韦后、太平公主集团中立下大功，开元初年任右监门卫将军，执掌内侍省事务。
李隆基对其十分信任，史载：
“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进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决。”
在玄宗的放任下，高力士几乎权倾朝野，肃宗在东宫时称其为二兄，诸王公主皆称呼“阿翁”，驸马们称其为“爷”。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对领军武将尤其是藩族将领再无一丝信任，连带着对朝廷的文官集团也不再信任。宦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
在派军镇压过程中，玄宗开始以宦官为监军，以制衡将领，比如在宦官边令诚的挑唆下，斩杀镇守潼关的优秀将领高仙芝、封常清。
唐肃宗李亨回到长安后，对朝臣和领兵大将已无法信任，而宦官身体有缺陷，无法成家、没有后嗣，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高度依赖皇帝，很难发展成枝大根深的门阀世家。
于是肃宗进一步重用宦官，赋予亲信宦官李辅国代为批阅奏章、监察百官、掌管中央禁军的权力，就连宰相都畏惧三分，军权的移交标志宦官专权的形成。
由于肃宗性格懦弱，李辅国逐渐架空皇权，权倾朝野，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
762年，李辅国发动政变，当着肃宗的面逮捕反对他的张皇后，李亨惊惧而死，李豫登基，是为唐代宗。
膨胀的李辅国更是对代宗说:
“大家（皇帝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可见宦官干政之猖獗。此后，大唐皇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与宦官、藩镇展开拉锯战。
唐代宗在位时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以及宰相、宦官的矛盾，先后除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权宦，不过宦官集团控制中央禁军的现状没有改变。
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一面重用朝臣，抑制宦官，另一边力图平藩，不许藩镇传土地于子孙，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镇叛乱。
大唐先后发生了持续五年的奉天之难、泾原兵变，长安被叛军占领，德宗一度逃往奉天（陕西乾县）和梁州（汉中）。
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德宗彻底被打服了，首先他承认河北三镇世袭特权，以换取长安朝廷表面威权，对藩镇的姑息基本奠定了藩镇的半独立地位。
其次，他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竟不能发动一兵一卒保卫宫室。
而他逃亡时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率领的百余名宦官。
回到长安后，德宗对朝官失去信任，在用人策略上作出调整，设左右护军中尉，以宦官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
同时，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
如果说肃宗和代宗开启宦官干政的先河，那么德宗亲手把宦官的权力推向高峰，使他们由刑余之人变为口含天宪。
不仅如此，朝廷还设置由宦官充当的左右枢密使，替皇帝裁决政务。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唐廷实际统治者。
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登基，即唐顺宗。
顺宗意识到宦官干政的危害，再次试图利用文官夺回权力，但宦官集团权力已然稳固，并遭到后者强烈抵抗。
不仅是核心圈层的文官被贬谪、赐死，就连顺宗本人也被赶下台，仅仅在位二百多天就被迫禅位于其子李纯，即唐宪宗。
历史上的宪宗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十五年，致力改革，强硬削藩，使大唐在形式上重新统一，史称元和中兴。
但即便如此，宪宗也未能改变宦官干政的状态，他本人也被宦官毒杀。宪宗逝世后，唐穆宗、唐敬宗耽于玩乐，藩镇再次割据，朝政更加败坏。
唐文宗继位后力求夺回权力，振作朝纲，为此策划一个剪除宦官的计划，结果被识破。
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率众宦官将牵连此事的朝臣杀尽，血洗长安，将文宗软禁，从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专权达到巅峰。
文宗以后也再无皇帝主动对宦官采取大规模剪除行动，也奠定了中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稳定局面。
公元840年至859年，唐武宗、唐宣宗先后执政，史称会昌中兴、大中之治，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有所安稳，藩镇、宦官有所收敛，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局面。
但大唐积重难返，纵有天纵之才也无力回天，宣宗统治末期，经济、政治再次衰退。859年宣宗驾崩，其子李漼即位，即唐懿宗。
此时的唐朝已病入膏肓，外部边患频仍，内部政府财政危机，江淮一带连年水旱，农村十室九空，农民大量逃亡，全国出现大规模的民变。
873年，懿宗病死，其子李儇即位，为唐僖宗，很快就爆发了规模浩大的黄巢起义，拉开了唐朝灭亡的序幕。
而唐廷内部由权宦田令孜把持朝政，政局日益混乱。黄巢起义历经八年，波及十五个省份，辗转15000公里，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却敲响了唐朝灭亡的丧钟。
宦官所管理的神策军损失过重，再加上腐败严重，失去保卫京畿和皇权的能力，而地方藩镇在平叛过程中势力进一步做大。
超强藩镇开始出现，打破此前各藩镇间的均势，以兵力压制群藩，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成为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
他们在朝中各树朋党，都想借朝廷名义扩大影响，而唐廷皇帝已然成为傀儡，不仅无法恢复权力，就连性命安危都不由己。
888年僖宗死后，其弟寿王李晔即位，即唐昭宗。昭宗有心振作大唐，却先后被神策军中尉刘季述软禁，又被朱温裹挟到洛阳，于904年将其杀害。
此时的唐朝犹如即将燃尽的蜡烛，关陇和士族在黄巢起义中被屠灭殆尽，宦官和神策军名存实亡，朝廷无兵无财无人，任由强藩摆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于他，建立后梁，唐朝正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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