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年间，翰林院编修杨瑄因卷入政治斗争被判流放宁古塔。
当听到判决时，这位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官员竟当庭瘫软，面如死灰。
他知道，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比斩首更残酷的不归路。
宁古塔——这个在今天黑龙江牡丹江一带的地名，在清朝是无数官员文人闻之丧胆的“绝地”。
从顺治到光绪的二百多年间，超过10万名“流人”被发配至此，其中能活着入关的不足三成。
到底是什么让宁古塔成为清朝最恐怖的流放地？
宁古塔在满语中意为“六个”，相传清皇室先祖的六兄弟曾居于此，被视为“龙兴之地”的一部分。
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区人口锐减，而沙俄势力又不断东扩，急需人力戍边。
于是，皇帝们想出了“一举两得”的毒计：将政治犯、重刑犯及其家眷发配至此，既惩罚了罪人，又充实了边疆。
从北京到宁古塔，实际路程超过3000公里，按当时每日步行25-30公里的速度，这段“黄泉路”至少要走4-6个月。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科场案”中，江南才子吴兆骞与家人被押往宁古塔，从北京出发时是初秋，抵达时已是深冬，同批30余名流犯，路上死了9人。
每个成年流犯需戴15-30斤的重枷，铁圈紧锁脖颈。
枷宽常超肩宽，犯人无法自主进食，需他人喂食。
行至山海关时，许多人的皮肉已与木枷粘连，化脓生蛆。
每日口粮仅6-8两粗粮（约180-240克），康熙年间物价显示，这点钱在京城只够买两个烧饼。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流放的浙江文人杨越在笔记中记载，其队伍途经长白山余脉时，一夜被狼群袭击，3人失踪，只找到带血的碎布。
而更常见的是疾病——据《清实录》统计，流放途中死亡率高达30%，多死于痢疾、冻伤和伤口感染。
女性流犯的遭遇尤为悲惨。顺治年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流放宁古塔，其家眷14人同行，抵达时仅存7人。
清人笔记《研堂见闻杂录》隐晦记载：
“差役夜择女囚侍寝，不从者鞭笞至死，沿途女尸多衣不蔽体。”
许多女性选择在松花江投水，宁古塔附近的“烈女崖”便因此得名。
好不容易抵达宁古塔，判决书上“与披甲人为奴”六字才是噩梦的开始。
“披甲人”多为清军收编的少数民族或战俘，地位仅高于奴隶。
他们被派到苦寒之地戍边，心中积怨，对流犯动辄打骂。
清廷明文规定：“披甲人殴杀流犯，杖八十；流犯伤披甲人，立斩。”
男性流犯天亮前就要下地，在齐膝深的雪中开荒。
宁古塔无霜期仅100天左右（北京约180天），年均温零下2-3℃，冬季常达零下30℃。
许多人手指脚趾冻黑坏死，当地称为“卖儿”——手指像熟透的果子般脱落。
乾隆年间流放的吕留良孙女吕四娘，被迫嫁与披甲人为妾，白天做苦工，夜间遭凌辱，到宁古塔第三年便投井自尽，年仅19岁。
然而人类求生本能总能创造奇迹。
少数流人凭着特殊技能，竟在绝地凿出一线光明。
有一位叫吴兆骞的江南才子，初到宁古塔时，只能住地窨子（半地下窝棚）。
但因文采出众，被宁古塔将军巴海聘为家庭教师，教其子女汉学。
他创办了宁古塔首个诗社“七子诗会”，还写下《秋笳集》记录当地风物。
23年后，在友人纳兰性德父亲纳兰明珠的斡旋下，康熙特批其返京，成为极少数活着离开的流人。
浙江绍兴人杨越流放后，发现东北没有南方的糕点，便用黄豆、蜂蜜制作简易点心，在军营附近售卖。
后来他联合其他流犯，建起宁古塔首个集市“唐人街”，引进中原的豆腐制作、蔬菜种植技术。
到康熙晚期，这个由流犯后代经营的市场已有店铺三十余家。
极具讽刺的是，这群被抛弃的人，竟让荒蛮之地焕发生机：
流人带来中原耕作技术，教当地人轮作、施肥。
康熙末年，宁古塔周边垦田达5万余亩，是顺治年间的20倍。
土豆、玉米等耐寒作物被引入，粮食产量翻番。
吴兆骞等人建立的多所私塾，使八旗子弟开始系统学习汉文化。
到乾隆初年，宁古塔已出进士2人、举人7人——在流人到来前，这里连识字者都寥寥无几。
流人中不乏能工巧匠，他们发展出皮毛加工、铁器制作等产业。
嘉庆年间，宁古塔每年外销毛皮达2万余张，成为东北毛皮集散地之一。
雍正继位后，为稳定人心，逐渐减少宁古塔流刑。
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流放宁古塔的重犯年均已不足50人。
光绪年间，随着东北开禁，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流放地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站在牡丹江边，很难想象脚下土地曾浸透十万流人的血泪。
宁古塔对清朝统治者，这是“废物利用”的聪明政策。
对流人，这是永世难忘的浩劫。
对东北开发，这却是一次残酷的“输血”。
最耐人寻味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的案例，因文字狱被流放的御史谢济世，在宁古塔写成《西北域记》，准确记载了中俄边境地理。
朝廷如获至宝，将其作为边境谈判依据，却绝口不提作者仍是戴罪之身。
参考资料 《清实录》中有关流刑的记载 吴兆骞《秋笳集》 杨宾《柳边纪略》 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 李兴盛《中国流人史》 台湾中央研究院“清代刑科题本”数据库统计资料 黑龙江省志·司法行政志 清末外交档案中关于东北开发的奏折汇编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