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欧洲战略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2025年7月，冯德莱恩代表欧盟，匆忙赶来见刚刚重返白宫的特朗普，表面看，这是一场“盟友之间的会谈”，实际上更像是一场没有选择余地的妥协。
协议内容很清楚：欧洲对美国商品全面开放零关税市场，而美国却继续对欧洲商品征收15%的关税，除此之外，欧洲还必须在三年内购买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额外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条件不对等到几乎不加掩饰。
这不是谈判桌上势均力敌的交换，而是一方明显占据主导、另一方只能接受现实的结果，很多熟悉历史的人看到这一幕，都会感到不安，因为这种场景太像19世纪中叶的中国，当年清政府在仍然“看起来很强大”的外表下，被迫签下《南京条约》，接受一系列屈辱条款。
英国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把这一刻称为欧洲的“大清时刻”，并不是为了制造情绪，而是指出一种结构性相似：当一个体系失去真实实力时，所谓的体面就只剩下形式。
欧洲的问题不在于一次协议吃亏，而在于它已经逐渐失去了说“不”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丧失，才让不平等变成“合理”，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头看看欧洲这些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如果把这份协议放到更长的时间线上看，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欧洲多年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黑格提到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故事，当年清朝GDP全球第一，却对外部变化不屑一顾，坚信自身制度已经是终点。
当中美在人工智能、芯片、量子技术和新能源上拼命投入、快速产业化时，欧洲更多精力放在监管、合规和流程上，他们热衷制定全球最复杂的数字法案，反复讨论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却对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和资本风险极度谨慎。
结果是，欧洲大学仍然能产出顶级科研成果，但这些成果要么被美国资本收割，要么被中国制造体系迅速追赶甚至超越，全球前十的科技巨头里，欧洲已经完全缺席。
经济层面的问题同样严重，德国连续两年GDP负增长，欧盟整体经济体量已经滑落到美国的65%左右，俄乌冲突后，欧洲切断廉价能源来源，被迫高价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价格是原来的三倍。
三年时间，1650亿欧元财富被吸走，美国能源公司利润翻倍，而欧洲制造业只能外迁求生，表面上欧洲还维持着“高标准生活”，但实际上，支撑这一切的基础已经松动，接下来，问题开始蔓延到更危险的领域。
很多人会问，欧洲不是还有军事实力吗？答案是：账面上有，现实中却靠不住，德国空军一度凑不齐6架可随时升空的战机，部分部队甚至出现过用扫帚代替枪支训练的荒唐情况，欧盟虽然拥有大量坦克，但型号杂乱、后勤混乱，真正形成战斗力需要极长时间。
更致命的是，欧洲90%的军事通讯依赖美国卫星系统，一旦美国收紧支持，欧洲防空系统几乎成了摆设。
这种“安全依附”直接决定了政治地位，在俄乌冲突中，战火发生在欧洲家门口，但真正掌控节奏的却是美国和俄罗斯。
多位欧洲前外交官公开担忧，未来的和平谈判桌上，欧洲甚至可能连一个正式席位都没有，美国谈条件、俄罗斯拿土地，欧洲负责出钱、承受后果，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实力结构决定的结果。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心态，欧洲普遍陷入一种对风险极度厌恶的状态，福利、稳定和既得利益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
任何改革都会引发激烈反弹，但不改革只会加速衰退，正如一些欧洲精英私下承认的那样：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已经没有拒绝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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