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丽
他1915年出生于蠡县潘营村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3岁在蠡县第一高小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后在保定育德中学加入学校的“左联”，参加过保定二师“护校斗争”。
他1936年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并加入抗日救亡组织“学联”和“民先”。七七事变后，辗转回到家乡。1937年底参加了吕正操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驰骋冀中十余年，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
他就是开国少将刘秉彦。
抗战熔炉，百炼成钢
刘秉彦一入伍便担任了自卫军独立1团副团级特派员，不久又被吕正操任命为自卫军政治部特派员，负责协调自卫军、河北游击军及其他地方武装的关系。在工作中，刘秉彦展现出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大局观念。
1938年5月，刘秉彦任八路军第3纵队（冀中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而成）第1支队（也称独立1团）政治部主任。9月任独立1团第1大队大队长，成为真正的军事主官，开始独当一面。
此时，他入伍还不到一年，便在冀中抗战熔炉中得到迅速成长。
11月12日，日军调集6000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配合下，对大清河北进行为期20多天的“扫荡”。刚刚担任大队长的刘秉彦率1大队避敌锋芒，与敌周旋，积极捕捉战机，终于在几天后将永清县大站村的伪华北皇协军先遣司令部“一锅端”，毙敌800余人，俘敌副司令及以下500多人，缴获300多支枪和数千发子弹。
战后，刘秉彦率部跳出日伪军合围圈，转移至平汉铁路以西休养。其间，刘秉彦部暂归萧克指挥，帮助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9月返回大清河北。之后，1大队扩编为冀中军区第32团，刘秉彦任团长。
部队刚整编不久，便遇上日伪军对冀中五分区的秋季大“扫荡”。刘秉彦率32团执行内线防御作战。10月13日，他指挥部队在安次县张坨村与敌激战。他们依托村落及工事，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毁敌装甲车两辆，缴获机枪两挺，并于夜间顺利突围。之后，又积极开展村落连环防御，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秋季“扫荡”失败后，日军又开始冬季“扫荡”。刘秉彦率部采取外线出击、寻机歼敌的战术。12月20日，32团端掉了霸县马坊镇日伪据点，22日又袭击了廊坊火车站，之后又连续袭击日伪军后奕、李家口、韩村、别古庄等据点，并多次炸毁北宁铁路和日军军用火车一列，粉碎了日伪军的冬季“扫荡”。
此时，经过近两年抗战炮火的洗礼，年轻的刘秉彦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稳重、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优秀指挥员。
1940年2月，按照组织安排，刘秉彦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
一年严格的军事和纪律教育，使他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1941年2月，他回到冀中九分区担任33团团长。4月又担任了九分区副参谋长。次年1月，担任十分区（即原来的五分区）参谋长。
此时，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对冀中的“扫荡”最为残酷、血腥。十分区作为冀中根据地插入敌人心脏的刺刀的刀尖则更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日伪军在冀中推行“囚笼政策”，仅在十分区就长驻1万多名日伪军，修建无数据点、碉堡。再加上封锁沟、封锁墙，以及公路上巡逻的汽车、铁路上往来的火车，十分区被细碎地分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十分区部队只能分散游击、夜间活动。为了切断八路军与老百姓的联系，日军采取“筑堤放水”“淘水捉鱼”战术，同时严密封锁大清河，建立伪大乡、保甲、联络员和伪自卫团昼夜巡逻制度。
一时间，十分区日伪横行，汉奸嚣张，很多抗日干部和抗日家属被杀害。
在这种环境下，八路军只能和敌人巧妙周旋，寻机歼敌。1942年6月23日，刘秉彦和十分区司令员周彪共同指挥部队发起任丘边家铺战斗，全歼了由日军特种兵组成的“伊豆文雄剔抉队”80多人，并活捉了队长伊豆文雄。
此战一时轰动冀中。
7月5日，晋察冀军区任命刘秉彦为十分区司令员，同时命令十分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北岳区，而刘秉彦则奉命留下坚持斗争。
9月，根据上级指示，刘秉彦率一支小部队进入文安洼的苇塘，开始建立苇塘根据地、并逐步恢复十分区抗日工作。
刚刚进入苇塘，由于给养困难，部队缺衣少食，大家终日饥肠辘辘。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过研究，刘秉彦决定从王疙瘩村的汉奸地主伪保长下手。一天，趁伪保长开村民大会，刘秉彦派一个班的战士潜入会场活捉了伪保长和副保长，并押回苇塘处决，然后又在村里大张旗鼓地宣传当汉奸、破坏抗日的下场。许多勾结日伪的地主一时噤若寒蝉。之后，刘秉彦又让警卫连抓了靳家堡乡伪保长邱书元，还让警卫连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在靳家堡转了几圈，吓得邱书元赶紧答应给八路军提供给养。不久，刘秉彦又争取了靳家堡的伪军中队长邱勤增，还派人晚上潜水到胜芳镇，在内线配合下把伪镇长抓捕到大苇塘。这些行动大大震慑了四里八乡的伪政权人员，他们不但不敢再与抗日人员对抗，而且经常主动给大苇塘提供钱物，使大苇塘的抗日部队后勤基本得到解决。
后勤有了保障，再加上有邱勤增的伪军作掩护，十分区在大苇塘扎下了根，还盖起了营房，种上了蔬菜，建立起出操和学习制度。他们一面坚持斗争、积蓄力量，一面主动出击，发动群众，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机动灵活消灭敌人，逐渐形成了适合十分区的独特战术。
◆1943年春，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在雄县米黄庄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期间，旷伏兆政委（后排左3）与司令员刘秉彦（后排左4），与会议代表在一起。
为了指导部队的行动，刘秉彦还编写了《小部队隐蔽活动十要十不要》小册子，油印后分给各部队。
1943年2月，冀中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奉命调到十分区担任政委兼地委书记。
之后，刘秉彦和旷伏兆一起研究把十分区原来藏身的“蛤蟆蹲”（一种单口的藏身洞，如被发现没有退路）连通起来，改造为能藏、能跑、能打的地道，并在十分区米家务一带搞试点。
经过精心设计，村里的地道用“中”字型连通起来，并构建了防烟、防火、防毒、防水的设施。后来又出现了“凹”型、“田”型、“甲”型、“申”型等多种多样的地道，甚至还在地道内暗藏陷阱、翻板等。有的地道还与水井挖通，既解决了通气问题，也解决了吃水问题。有的地道里还修了办公室、会议室、医院、仓库等。在地面上，则通过各种巧妙伪装，随时观察和打击来犯之敌。整个米家务形成了四通八达、村村相连、户户相通，能藏能跑、能守能攻、防火防水防烟防毒的地下坚强堡垒。人们都说，地上一个米家务，地下一个米家务。
之后，地道开始在十分区推广。在战斗中，地道发挥了巨大作用，既保护了自己，又能消灭侵略者。
到1943年底，十分区被动局面得到扭转，一些游击区逐步恢复为根据地，一些敌占区变成了游击区。
1944年9月，十分区对部队进行整编，准备对日反攻作战。从1945年5月，刘秉彦和旷伏兆指挥部队连续发起文（安）新（镇）战役等70余次大小战斗，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迎来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驰骋冀中
抗战胜利不久，刘秉彦担任了晋察冀野战军冀中纵队参谋长兼第2旅旅长。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3万余人进占大清河北，尤其是王凤岗的保安团（原八路军，1940年投降日军，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残酷屠杀十分区革命干部群众，仅在雄县就杀害2000多人。
旧债新仇，刘秉彦对他恨之入骨，决定找机会报仇雪恨。
1946年9月10日，刘秉彦与旷伏兆指挥部队在开口村包围了王凤岗部1000余人，毙伤俘敌近千人，总算出了口恶气。但未能消灭王凤岗，刘秉彦还是不甘心。
12月，刘秉彦又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保卫冀中粮食，在固安打一场保卫战”的命令，率部死守固安，血拼敌人，坚守了7天6夜，胜利完成了战略任务。
1947年4月上旬，为策应正太战役，平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大举进犯胜芳镇。面对强敌，刘秉彦制定了“内线重点防御，外线游击出击，敌后迂回阻截”的作战方针，令76团在胜芳镇内严密防守，74团、75团在外线密切配合，77团布防前沿迎敌。4月8日，双方开战，敌人重兵突击，大批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全部上阵，战况异常惨烈。打到第七天时，敌人仍未能突破防线，但刘秉彦部队几乎没有子弹了。刘秉彦让人从冀中军区弄来汽油，准备在最后时刻把汽油洒在水面上点火防守。这是最后的防线了，如果子弹全部打完，刘秉彦就决心与敌人一起葬身火海。所幸当天敌人看突破无望，趁着夜色悄悄后撤了。此时，刘秉彦牵制援敌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奉命撤出了胜芳镇。此役，刘秉彦保卫胜芳阻击敌人7天7夜，毙伤敌2300余人。战后，部队受到了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
但刘秉彦一直没有忘记消灭王凤岗。从1947年冬到1948年初，刘秉彦指挥部队连续摧毁王凤岗在大清河北沿岸及平大公路沿线的碉堡和封锁线。1948年1月18日，又再次对王凤岗发起进攻，并迅速攻克雄县、霸县、昝岗、牛驼、白沟等城镇，一举摧毁了封锁线上所有的碉堡工事，歼灭王凤岗保安团700多人。至此，王凤岗在大清河北苦心经营的工事彻底崩溃。
到1948年夏，刘秉彦的部队升格为野战军，并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战斗力显著提高。他下功夫研究了王凤岗的战术之后，一个彻底消灭王凤岗的作战方案在他脑海中逐步成熟。
此时，王凤岗担任了“华北剿共副总司令”，兵力也得到加强。由于担心自己被消灭，王凤岗从来不亲自带兵出战。刘秉彦两次想“引蛇出洞”都没有成功，王凤岗龟缩在新城县城（今高碑店市）不出来。
7月上旬，刘秉彦指挥部队连续攻克胜芳镇、松林店车站、方官镇和高碑店车站，消灭王凤岗部2000余人，迫使王凤岗弃城逃跑。但不久，他又趁我军进行保北战役、新城兵力空虚时卷土重来，占领新城。
9月19日，刘秉彦指挥部队打下固安县城。20日，将部队主力撤到大清河以南白洋淀附近隐蔽，只留小股部队在原地活动，并保持各部间无线电静默。
王凤岗经过侦查，确认白沟河以东非常“安全”，于是派出主力和嫡系保1旅奔袭解放军小股部队。得知“鱼”上钩后，刘秉彦命令部队迅速渡过大清河，从南北西三面向敌人包抄。经过三个小时激战，保1旅被全歼，王凤岗几乎是只身逃脱，从此一蹶不振。
之后，刘秉彦率部参加了配合解放石家庄战斗、围攻保定战斗、平津战役攻占南苑机场等战斗。1949年7月，刘秉彦被任命为华北军区直辖独立第205师师长，负责卫戍北平。
梦萦穹宇，献身国防
1950年3月，华北军区组建了防空部队。10月，刘秉彦被京津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杨成武调到防空司令部（1951年2月改建为华北区防空司令部）任参谋长，实际上主持司令部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刘秉彦便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防空部队，包括高射炮部队、探照灯团，并很快就熟悉了高炮部队、雷达兵、探照灯兵、地面监视兵、通讯兵、歼击机航空兵协调作战的指挥体系。
1951年4月，刘秉彦奉命入朝轮战。在朝鲜战场，他利用独创的探照灯兵、航空兵、高射炮兵协同作战战法，仅在清川江地区就击落敌机106架、击伤450架，生俘敌飞行员4人。
1954年12月，从朝鲜回国的刘秉彦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防空部队副参谋长。次年2月增补为防空部队党委常委。不久，防空部队改称防空军，升格为大军区级兵种，刘秉彦任副参谋长兼战训部部长。
1955年9月，刘秉彦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秉彦在七机部任职时的照片。
1957年5月，刘秉彦奉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成立，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首任院长钱学森）任副院长。
刚刚组建的五院缺人缺地，为了让五院尽快运转起来，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的刘秉彦和其他院领导不但很快解决了五院办公场所、科研基地和职工宿舍，而且还把五院工作人员纳入军队体制。
之后，刘秉彦又主持组建了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二分院（负责制导研究）、三分院（负责试验）。这种一院三分院的战略布局很多年来一直沿用，为我国航天事业打下了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刘秉彦也可以称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60年4月，刘秉彦改任分管导弹生产协作的副院长。为了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刘秉彦克服了巨大困难。因为导弹生产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工厂，多的时候超过千家，能让生产顺利协调进行，其难度可想而知。
1964年11月，中央以五院为基础建立第七工业机械部，刘秉彦任副部长。因为七机部机关及所属企业人员超过10万，刘秉彦的工作更加繁忙。
“文革”中，刘秉彦受到冲击并被隔离审查，直到1975年5月才恢复自由。
虽已是花甲之年，但刘秉彦为国防事业奋斗的雄心丝毫未减。很快，他就任新成立的八机总局（主要研究战术导弹，1979年6月升级为八机部，刘秉彦担任常务副部长）局长。他一边完成总局及下属单位的组建，一边领导开展我军历史上第一种机载反辐射导弹“风雷七号”的研制生产。
当时，我空军急需这种全天候对地反雷达战术导弹，因此，刘秉彦日以继夜推进这项工作。两年后，“风雷7号”导弹FG101发动机模型无控飞行试验成功，之后在战斗机上进行悬挂。1980年，八机部研制的航母杀手——“鹰击6号”空舰导弹也研制成功，成为我国保卫领海的利剑。
◆1981年，刘秉彦在德国访问时于马克思墓前留影。
1981年9月，八机部并入七机部，刘秉彦离开了他为之奋斗17年的国防事业，他写下了“梦萦穹宇国威系，今朝别后相思极”的诗句表达自己依依不舍的心情。
1982年初，按照中央的安排，刘秉彦到河北赴任，先后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在河北工作期间，他和其他省领导一道，坚持从河北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推进全省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打开了河北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6月，年届古稀的刘秉彦主动辞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并婉拒到全国人大任职。
1998年7月21日，刘秉彦因病去世，享年83岁。
开国将军“生死之约”
和大多数的开国将军一样，刘秉彦也是百战余生，在其军事生涯中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但和其他开国将领不一样的是，他曾经和另一位开国将军有过一个“生死之约”。
刘秉彦长期战斗在冀中，他的搭档换了好几个，而唯一一个和他从抗战搭档到解放战争的是旷伏兆。
旷伏兆是江西永新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虽然他只比刘秉彦大一岁，但他是老革命、老红军，因此，刘秉彦对他非常尊重。而且，两人都襟怀坦白，性格互补，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搭档，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艰苦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因此才有了一个“浪漫”但又很“残酷”的“生死之约”。
1943年3月，旷伏兆到十分区工作时，刘秉彦已在冀中战斗了5年多，并担任了十分区司令员。他们二人齐心协力、患难与共，领导十分区军民灵活运用各种游击战术打击日伪军，粉碎日伪的“扫荡”“围剿”，迎来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开始后，二人继续并肩战斗。
1946年10月，在一次作战中，十分区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腹部受伤，刘秉彦和旷伏兆派人把他接到分区司令部治疗。但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手术，二人便带着任子木连夜转移到东庄村。夜晚睡觉时，二人一左一右守护着任子木。凌晨，刘秉彦想叫醒任子木时他没有答应，用手一摸，任子木已全身冰凉。
由于战事紧张，他们只能把任子木安葬在村外的荒野中。
朝夕相处、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自己身边牺牲，刘秉彦和旷伏兆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感觉战争年代，生死无常，自己也有可能随时牺牲。于是，二人约定：死后一定一起葬在冀中平原，陪伴着牺牲在这里的战友们，永远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站岗”。
1996年6月，旷伏兆因病去世。刘秉彦对旷伏兆的家人讲述了二人的“生死之约”，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于是，旷伏兆没有安葬在八宝山，而是被送到了雄县米家务烈士陵园。两年后，刘秉彦病逝，家人也按照“约定”把他安葬在旷伏兆墓旁边。
如今，两位将军墓前松柏长青，犹如他们的革命友情纯洁而永恒；他们为之奋斗的地方，未来之城拔地而起，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安康，这也是对两位将军最好的告慰。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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