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康乾盛世，大伙想到的肯定是什么国力强盛、什么GDP全球第一。
大多数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琢磨今天怎么还债吗？可就在号称“盛世”的清朝康乾时期，千上万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琢磨今天怎么还债。
那时候的街头，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天还没亮，债主就蹲在借债人门口，手里拿着账本，嘴里念叨着“今日该还××文”。
借债的可能是卖菜的农夫，可能是刚点了卯的小吏，甚至可能是穿着官服的县太爷。
印子钱
最让老百姓喘不过气的，是一种叫“印子钱”的玩法。
比如张三急用钱，找钱庄借一千文（约合一两银子），债主会说：“咱按‘朝三暮四’的规矩来。”
什么是朝三暮四，就是早上借你一千文，当场先扣掉三百文“鞋脚钱”，你实际只拿到七百文。但晚上就得还四十文，连续还三十天。
算下来，借七百文，一个月要还一千二百文，利息高达70%以上。
还有有种“转子钱”，就是借十两银子，月息三分，第一个月该还十两三钱。如果还不上，这三钱利息就滚进本金，下个月按十两三钱生息。
这样滚上一年，十两能变成十四两。滚三年，差不多就翻倍。
乾隆年间保定府有个案子，王老五借了八两银子给儿子娶媳妇，三年后债主拿着账本上门，白纸黑字写着该还二十二两，最后王老五地也卖了，牛也抵了，儿子又成光棍了。
读到这里，这套路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现在玩的都是古人玩过的。
当铺
朝廷规定月息不得超三分，但当铺有的是办法绕过去。最常见的是“短当”，一件价值十两的皮袄，当铺只估价三两，月息三分。
你想着过俩月赎回来，但当期往往只有半年。到期没钱赎？皮袄就“死当”了，当铺转手卖八两，净赚五两。
乾隆初年，北京城六百多家当铺里，有三分之一是官员或皇亲暗中开的。
他们不光收百姓的抵押，也收官员的“质押”。比如某个候补知县把祖传的玉佩押在这儿，借二百两银子去打通关系。
等上任了，第一件事就是加征赋税，好把玉佩赎回来。
官员
乾隆三十四年，广东候补知县赵有德在吏部挂了号，等着放实缺。但想补上南海知县的缺，得给上头“意思意思”。
钱庄掌柜主动找上门：“赵老爷，您借五百两，三个月后还七百两。等您上任了，这点钱还算个事？”
赵有德咬咬牙借了。上任后才发现，南海县早就被前几任刮干净了。正常税收根本不够还债，怎么办？
只能在漕粮上加收“耗羡”，在诉讼中收“孝敬”。
三年任满，债倒是还清了，可告他贪腐的状纸也堆满了巡抚的案头。
这就形成了诡异的循环，百姓借高利贷→土地被兼并→流民增多。官员借高利贷→加紧盘剥→民变频发。
雍正皇帝曾发现，河南有些县竟有六成田契押在当铺里，震怒之下严查，结果查到后来发现，不少当铺的后台居然是京里的王爷，只能不了了之。
白银堆出来的穷困
就在普通人被债务压弯了腰的同时，大量白银却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根据经济史学者估算，18世纪中国通过外贸顺差获得了约6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但这些白银大多沉淀在少数人手中，不如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山西的票号东家、扬州盐商……
他们拿着这些钱做什么？继续放贷。
乾隆年间山西票号的账本显示，大户们每年从放贷中获得的收益，普遍超过田租收入的两到三倍。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观，东南沿海的白银堆积如山，内地的百姓却为几钱银子卖儿卖女。
康熙晚年的奏折里就写过，直隶有些地方“春借一斗，秋还三斗，百姓虽丰年不免啼饥”。
崩坏的预兆
这套体系能维持百年，靠的就是不断有新血注入。但当土地兼并到极限，当借债的人连利息都还不起时，崩盘就来了。
乾隆晚期，四川、湖北交界的山区最先爆雷。
那里的农民世代借“砍头息”（借十两先扣二两利息），到后来全村人都欠同一家钱庄的钱。
1796年白莲教起义在这里爆发，教首王聪儿宣布“焚券免债”，十天之内就聚起了上万人。
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看着各地报上来的“民变”奏章，可能始终没想明白，明明国库里白银堆得放不下，江南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卖遍全球，怎么老百姓反而活不下去了？
他不会去查内务府的账本，那上面记着，皇室通过“滋生银两”制度，每年光放贷就能收五十多万两利息，
也不会细看和珅被抄家时的清单，除了金银珠宝，还有三百多张借据，总额高达白银二十八万两。
这是一个被债务捆绑的盛世。白银在顶层空转，债务在底层沉淀，百姓挣扎着不被饿死，官员挣扎着不被债主逼死，皇帝挣扎着不让这个体系马上垮掉。
而那个看似繁荣的“康乾盛世”，就在这全民欠债的魔幻现实中，一步步走向了它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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