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群
在“十四五”规划的收尾阶段与“十五五”规划的筹备过程中，中国大资产管理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结构性调整。截至12月30日，上证指数全年累计上涨超过700点，涨幅达23%以上，创下近五年最佳表现。这一轮以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和高股息资产为核心的行情中，以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持续净流入，不仅稳定了市场，也为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提供了估值支撑。这表明，“耐心资本”的概念已从制度设计走向实践。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5年年会上，中保投资董事长贾飙指出，大资管行业已告别依赖监管套利的粗放增长阶段，迈入以“服务新质生产力、构建耐心资本、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他强调，在低利率环境、优质资产稀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多重压力下，只有通过精准的制度回应、系统能力的提升以及不同子行业的错位协同，才能有效支撑“十五五”时期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层目标。
回顾中国大资管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03年至2007年为起步期，银行理财业务制度化和保险资管公司设立为标志性事件；2008年至2018年进入快速扩张期，各类机构依托监管差异开展通道业务，非标资产迅速膨胀；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后，行业进入规范调整期，刚性兑付被打破，监管标准统一；自2023年起，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转型，行业进入以功能定位清晰和制度适配为核心的高质量转型升级期。
据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披露的数据，当前国内大资管市场受托管理总规模接近180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与信托业务合计规模接近100万亿元，仅银行理财与保险资管两者规模就达到约70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长期资金占比显著，期限结构以10至30年为主，稳健的风险偏好使其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压舱石”。这一数据也印证了监管框架整合后，“银保信”体系在大资管生态中的主导地位。
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保险资金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已突破2万亿元。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党委委员、秘书长贺竹君指出，保险资金正通过“直接投资+基金投资”的双轮驱动模式，为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资本支持。这标志着保险资管行业正从传统的固定收益配置者，向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赋能的关键角色转变。
从行业发展来看，过去二十年，我国保险资管行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到2024年底，保险资管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资管子行业，管理资金规模达33.30万亿元，同比增长10.60%。从2015年到2024年，保险资管规模保持稳步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11.65%。从资产配置结构分析，保险资金仍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债券配置占比约46%，存款约占14%，资管产品占20%，而权益类资产（股票与基金合计）仅占11%至13%。但这一结构正在发生积极转变。
2024年以来，监管部门密集出台政策鼓励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包括优化权益投资绩效考核机制、调降股票业务风险因子等。多家大型保险公司已制定明确计划，拟将新增保费的20%至30%配置于高股息股票、优先股及未上市股权，重点投向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领域。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底层资产逻辑的根本性变迁。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构成了资管行业主要的收益来源；如今，随着房地产投资回归理性、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持续强化，传统的优质资产供给显著减少。与此同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股权和债券直接融资”，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保险资管因其规模庞大、资金成本相对较低、投资期限长的特点，被视为最符合条件的长期资本提供者。
然而，现实中的约束依然突出。首先，资产端面临长期限、高收益资产稀缺的问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徘徊在1.80%至1.85%区间，长期优质资产不足，“资产荒”持续对投资收益形成压制。其次，负债端存在硬约束，保险资管属于典型的“负债驱动型”管理模式，其投资行为必须严格满足偿付能力监管要求。第三，人才结构出现断层，行业不缺传统金融专业人才，但严重缺乏三类新型复合型人才：一是既懂投资又懂前沿科技的专业人才；二是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投资人才；三是兼具技术理解力与卓越组织管理能力的领军人才。
针对上述问题，贾飙提出了四项制度性建议：一是合理调降未上市股权资产的风险因子，以更好匹配其长期回报特征；二是适度放宽海外投资限制，拓展全球资产配置空间；三是进一步丰富宽基ETF产品种类并完善交易机制，提升保险资金的流动性管理效率；四是加速推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扩容，打通“Pre-REITs—私募REITs—公募REITs”的全链条，为保险资金提供标准化的长期资产配置出口。
展望“十五五”期间，贾飙认为大资管行业必须明确五大发展方向：一是全力服务实体经济，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二是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关注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与跨市场风险传染；三是推动行业科技创新驱动，深化人工智能在投资研究、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等环节的应用；四是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特别是养老资金的安全保障；五是构建错位协同的发展格局。
所谓错位发展，核心在于回归各类资金的本质属性。银行理财应聚焦于流动性管理，满足居民短期财富保值增值需求；公募基金应专注于获取相对收益并提供工具化产品；保险资管则必须着力拉长投资久期、适度下沉信用资质、增加权益资产配置，真正承担起“耐心资本”的职能。只有各子行业基于自身资金特性明确功能定位，才能避免同质化竞争，最终形成层次清晰、功能互补的健康行业生态。
监管体系也需要同步进化。目前，不同资管产品在会计分类、风险计量、信息披露等方面仍存在标准差异，容易引发监管套利行为。贾飙建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建立统一的产品分类框架与风险计量标准，并推动建设覆盖“募、投、管、退”全流程的数字化监管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穿透式、实时化的风险监测。
大资管行业的未来，不再仅仅取决于规模增长速度或销售渠道的争夺，而在于其能否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组成部分。保险资管扮演的“耐心资本”角色，本质上是对金融短期主义的一种矫正，是对科技创新长周期规律的深刻尊重。这耐心，是制度对短视的矫正，是能力对周期的驾驭，更是战略定力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际，中国金融体系能否通过深化大资管行业改革，真正打通长期资本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血脉连接，将决定其在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所能提供的底层支撑能力。这不仅是资产管理行业自身的发展课题，更是关乎国家金融能力建设的关键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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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群
金融市场研究院院长 主要关注银行、消费金融领域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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