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冬，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飘着细雪。傍晚时分，中央军委办公室灯火通明，叶剑英换下外出大衣，正准备同刚刚抵京的粟裕详谈中苏边境防御报告。当晚的谈话持续将近两小时，屋外寒风凛冽，屋里却因热烈讨论而氤氲出微微雾气。散会时，两位七十岁上下的老将都已身心俱疲，却依然精神振奋。叶剑英执意拄杖相送，直到木门合拢，他才缓缓吐出那句后来被秘书记下的话——“战功高不居功，贡献大不自大。”
灯火映着雪光，时针停在二十二点。短短一句评价，为何能概括粟裕一生？要弄清这个答案，必须把目光拉回到更早的岁月。
1948年1月31日凌晨，中央军委发来加急电报，要求粟裕在中原突进的同时，兼顾陈赓、谢富治两个纵队行动。毛泽东在电文末尾再三嘱咐：“放胆指挥。”此时粟裕刚满四十一岁，正是一线战场上最年轻的战略指挥者之一。三天后，他在邳州前沿指挥所部署兵力，向豫西、鄂北连续推进。三路大军同时展开，两个月收复大小城镇二十余座。如此战场调度难度极高，却没有出现指挥真空，这为随后的淮海战役打下基础。战后总结会上，陈赓半开玩笑地说：“论打仗，我听‘粟总’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却丝毫不掩粟裕在同侪中的威望。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衔典礼前夜，粟裕坐在军委办公厅简陋的木椅上，低头翻阅淮海战役战场原始记录。那堆泛黄纸张让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一。典礼结束，许世友上将挤到他身边，半嗔半笑地嘀咕：“粟总，咱们要是早几年定衔，你可得挂元帅帽。”粟裕只摆摆手，没有回答。几年后有人问起，他仍淡淡一句：“建国时各打各的分，我们不过做了份内事。”
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粟裕被安排到总参谋部，后又调军事科学院。1958年9月19日，他第一次踏进位于北京西四环的军科大院。那天的常委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前，叶帅扫视会场，把手里的名单放在桌上，说道：“今天开欢迎会，日常事务粟总来抓。”在座干部面面相觑：院长亲口点名，请一位副院长“主持日常”。落座后，叶剑英又补了句：“他是打出来的人，军科得靠他。”一句话，定下未来五年学术研究的主基调。
1959年春，粟裕因高血压、心脏病复发住进海淀某疗养院。叶剑英赶来探望，看完医生病例，转身就向中央军委递交报告，建议粟裕长期休养。同年二月，批文火速下达。随后一个多月内，粟裕以“休养”为由巡视南京、广州、海南等地，顺带完成部队训练情况调研。海南榆林港视察那天，海军司令萧劲光陪同。两位将领在码头边踱步，粟裕看着港湾地形，边走边比划：“如果把榆林挖通至三亚，舰艇能自由转场，隐蔽还好。”萧劲光频频点头，建议即被纳入后续工程方案。
进入六十年代，中苏边境局势骤紧。1969年3月，东风呼号，扎门乌德一带冰雪未消，粟裕率数名参谋踏查边境线。沿线铁路条件差，车辆颠簸，他的病情偶发性加剧。有人提醒：“粟总，先歇一天？”他摇头：“情报不等人。”历时两月，形成一份十二万字防御方案，交军科评审，被称作“较成熟的西北防御蓝本”。一年后，军委采纳主要思路，作为对友邻威慑的技术支撑。
1974年平安夜，北京寒意刺骨。粟裕把题为《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送达中央办公厅。文件长达两万五千字，分敌情预判、战略布局、联合作战、后勤支撑四部分。阅读后，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常委阅。”翌年元月，粟裕应李先念之邀返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被推举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当时大会主席团中，几乎都是自己昔日的战友，不过他在席间鲜少发言，只在涉及军事体制改革议程时简短陈述，态度依旧低调。
1975年2月，军委常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会上需指派一位同志赴南京军区摸底。叶剑英不假思索地说：“粟裕最合适。”会后，叶帅把粟裕请到家里，语气郑重：“你去华东走走，公开任务是调查训练，实际要稳定人心。”粟裕沉吟片刻，回答只有四个字：“立即动身。”这趟行程一路到安徽、江苏、上海，与多位老部下座谈，几句掏心窝的话让不少军区干部放下顾虑，效果立竿见影。返京汇报时，他只说：“部队总体稳定，请放心。”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粟裕当选中央委员，再度站上历史舞台中央。那时心脏病已日渐严重，他坚持参会，白天开会、晚上回驻地吸氧。秘书劝他减少活动，他摆手：“能干一天算一天，不浪费。”
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301医院心电监护仪骤然拉长。噩耗传到中南海，正在批阅文件的叶剑英沉默良久，才低声对身旁工作人员说：“粟裕是位好同志啊。”此后数日，老帅精神状态明显下降。粟裕追悼会那天，他拄杖缓缓立于灵堂门口，抬头望着挽联，嘴唇微动，却一句话也没说。
叶剑英一生对将才知人善任，但能让他亲自送到房门口的不多。那夜玉泉山小径的灯光下，一个拄杖老人，目送另一位行色匆匆的背影渐行渐远。风雪中飘出的那句评价，比官方文件、荣誉称号更掷地有声——“战功高不居功，贡献大不自大。”这份由衷钦佩，正是粟裕人格与功业的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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