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白薯干能硬到什么程度？能硌掉半颗牙，也能甜到三十年后。姜昆把这块“糖”含在腮帮子里，像含着一颗不会化的星星，嚼半小时，口水把纤维泡软，甜味才一点点渗出来——那是1960年春节，北京胡同里唯一合法的年货“奢侈品”。

别急着可怜他。那会儿全北京市民一个月才二两油，肉票比喜鹊还难见，有人把骨头磨成粉，蒸成“人造肉”，咬一口满嘴渣子，照样能哄一桌孩子。姜昆家六口人靠父亲47块工资和每人8块补助活着，白薯干是河北亲戚偷偷塞进信封的“走私货”，金黄、皱巴、带着干爽的秋风味，比现在的黑松露巧克力金贵多了。

后来他去北大荒插队，发现世界居然还有另一个版本：连队春节“八菜一汤”，拔丝土豆能拉出半米糖丝，猪肉炖粉条用脸盆端上桌。知青们把《红灯记》唱成“雄赳赳气昂昂”，朝鲜屯的大叔吹军号循环《歌唱祖国》十八遍，号声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冻成冰柱子，掉在地上当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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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探亲，他跟父亲描述“猪肉管够”，老爷子听完沉默半天，只问了一句：“那白薯干还甜吗？”一句话把两个春节折叠在一起：一边是物质最瘪的胡同，一边是菜单最阔的荒原，可两边都靠同一种甜味确认自己还活着。

所以别轻易说“贫穷限制想象力”，限制的是对甜度的定义。今天的孩子把巧克力掰一半就嫌腻，当年那块需要牙齿加班的白薯干，却能把整个童年的亮度调高两档。味觉的记忆最不讲理，它绕过钱包、绕过时代，直接给心里安了一个不会跑题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