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得了癌症，药价高得离谱，一盒药要花掉家里一个月的收入，你会怎么办？
生活里最残忍的选择，往往不是写在试卷上的计算题，而是摆在现实面前、逼着人用命去换答案的账单。
它不需要复杂的公式，只需要一张医院诊断书，就能把一个原本还能正常运转的家庭瞬间逼到悬崖边上。
2002年，江苏无锡的私营业主陆勇，人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什么叫“钱和命同时不够用”。
那一年，他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给他的不是一句安慰，而是一张明确到冷酷的处方：每个月必须服用一种名叫“格列卫”的进口药，否则病情会迅速恶化，而这条“活下去的通道”，每个月的价格是23500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月月不断、年年累积。一年二十多万，甚至接近三十万。
对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正常收入水平，别说普通工薪阶层，就算是有点积蓄的小老板，也很难在几年内扛住这样的消耗。
吃这药，不是花钱，是在一点点变卖未来，把房子、车子、积蓄、老人养老的钱，统统往药盒里填。
陆勇很清楚这一点，他比很多病友条件好，至少还有生意在手，可他依然看不到尽头，更让人崩溃的，不只是自己的账算不明白，而是身边的人一个个“消失”。
当时，病友们主要靠QQ群联系，交流吃药后的反应、相互打气，可群里常常会出现一种让人心里发凉的情况：某个昨天还在说话的人，头像突然再也不亮了。
没人明说，但大家都懂，有的人是药断了，有的人是钱断了，还有的人，选择了不再继续拖累家里。
有人卖光家产，还是撑不下去；有人看着孩子和老人，主动放弃治疗，这些事情一点点压在陆勇心里，让他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个别人的不幸，而是一整套机制在把人往绝路上推。
他最开始的念头，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既然瑞士的原研药这么贵，世界上有没有便宜点、效果差不多的替代品？带着这种“求生本能”，陆勇开始四处查资料。
那是一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没有如今这么方便的搜索工具，更没有成熟的跨境购药渠道，最终，他把目光投向了印度。
在印度，他发现了一种名叫“伊马替尼”的仿制药。生产它的是正规药厂，成分和格列卫几乎一致，疗效也被大量使用者验证过。
最关键的是价格，低到让人几乎不敢相信：几千块一盒，后来甚至降到几百块，最低时只要200元。
从每月两万多，到几百块，这中间不是优惠幅度的问题，而是直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一开始，这只是陆勇给自己准备的一条活路，跨国买药并不简单，要懂外语、会汇款、能应付物流和海关，这些条件，很多病友根本不具备，可消息还是传开了，病友之间的求助，往往只有一句话：“能不能帮我一把？我也想活。”
面对这样的请求，很难有人能转身不管。陆勇也没做到。他开始帮更多人联系药源、汇款、收药。
因为用药人数越来越多，订单量不断扩大，药厂给他的价格也越来越低，这不是谈判技巧，而是数量堆出来的结果，为了方便操作，他还专门开了账户，统一处理资金。
但他始终没从中赚过一分钱，药价、运费、汇率，全部公开透明。这本质上是一场病友之间的“团购自救”，他只是那个把线头接起来的人。
问题在于，法律并不看动机，只看程序，在当时的法规体系下，只要是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不管疗效如何，都会被认定为“假药”。
2013年，警方在调查一条信用卡记录时，盯上了陆勇。他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的名义刑拘，事情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2014年，案件公开后，很多人以为病友们会选择沉默，毕竟他们本来就已经够辛苦了。但现实恰恰相反。
几百名白血病患者站了出来，按下红手印，写联名信，为陆勇求情，他们问得很直接：如果帮我们活下去的人有罪，那我们是不是只能等死？
这些人不是激进分子，而是最不想惹麻烦的一群人，他们站出来，只因为不站出来，意味着唯一的希望会被掐断。
陆勇自己在看守所里，最担心的不是判多久，而是外面的人会不会断药，这个细节，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案件已经远远超出了“违法与否”的简单判断。
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了撤回起诉的决定，法律在这一次，给人性让出了一条缝，陆勇被释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结局，更是一种信号。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制度层面的变化，抗癌药降税、审批加速、纳入医保谈判，原本动辄几万元的救命药，价格被一轮轮压低，曾经遥不可及的药，开始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承受范围。
回头看陆勇的经历，他从来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他只是一个不想死、也不忍心看别人等死的普通人。正是这种普通人的选择，推动了整个社会去正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靠个体去冒险填补制度漏洞，真正的进步，是让人在重病面前，不再先算钱，而是先想着如何治疗。让活下去，不再是一道只有少数人才能算对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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