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彩旗猎猎，授衔典礼热闹非凡。站在受阅方阵后的黄克诚却没太多喜悦，心里惦记的是前线部队的口粮。仪式结束，他悄声对身旁警卫说了一句：“勋章好看，士兵能填饱肚子更要紧。”正是这种思路，让他在27年后以耄耋之龄担纲中央纪委第二书记时，依旧硬气到“敢在老虎口里拔牙”。
时间拨回到1902年8月30日。湖南永兴一个不起眼的山村里，黄克诚呱呱坠地。家境清寒，读私塾的学费全靠族亲接济。少年时代的他脾气倔，喜欢追着先生问“为什么”。20岁，考进衡阳第三师范，第一次摸到《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通宵读完，第二天眼圈乌青。校门口一位同学打趣：“黄克诚，你泪痕都还没干，就想救中国啊？”
1925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随北伐军东进，担任团政治指导员。那时候的子弹供给紧张，他常把仅有的半袋米倒进大锅，硬是分出几碗米汤给战士。有人纳闷，他笑了：“米粒能充饥，米汤能救命。”
1930年，中央指示红军“攻打武汉”。筹划会议上，黄克诚挺身质疑，理由只有一句话：“强攻城市，徒增牺牲。”几乎一夜之间，他从“红小鬼里的秀才”变成“刺头”。职位被撸，换来的是底层官兵的信任。彭德怀私下劝他收敛，黄克诚摇头：“理不辩不明，命令也一样。”场面僵，却让彭德怀直呼“骨头硬得要命”。
1932年赣州战役，敌炮火凶猛，黄克诚判断再坚持只会成建制减员，于是下令撤出。事后会议上，批判声四起，他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放：“要杀要剐随意，我给战士留了命。”帽子丢了，兵心却稳了。多年后，有幸活下来的老兵提起此役仍说：“没那一撤，就没我的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39岁。在苏北阜宁，他与女大学生唐棣华相识。新婚夜，“约法三章”说得严峻：党性高于夫妻情；岗位决定难平等；机密一概不外泄。唐棣华先是愣神，继而莞尔：“行，你守原则，我守家。”简单对白，却成了黄氏家的铁律。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湖南百年不遇水灾。黄克诚回乡视察，看见孩子抱着黑面馒头，他误以为是抢警卫员口粮，当即呵斥。警卫解释缘由后，他叹了口气：“公是公，私是私，小错误也要纠正。”那顿饭他一口没吃，整夜思考赈济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历任湖南省委书记、总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长。公务车与他保持“礼貌距离”。1978年，小儿子谈婚论嫁，家里最大的讨论焦点不是请客几桌，而是用不用单位吉普。气氛一度紧张，他抬手制止：“骑自行车，热闹省心。”结果，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辆扎红花的自行车哗啦啦驶过，路人鼓掌，小伙子脸上通红，倒也风光。
1982年6月，为了加速拨乱反正，中央决定由80岁的黄克诚出任中纪委第二书记。有人担心他身体支撑不住，他回复电文里仅八个字：“老兵未老，尚能喋血。”上任伊始，他提出“三敢”——敢碰硬、敢揭盖、敢追责。会场上，他严肃提醒办案干部：“处理冤假错案，等于手伸进兽口，不快、不准、不狠，就会被咬。”
那年冬天，北京的冷风夹着雾霾。医生建议南下休养，他拒绝。中央安排他住玉泉山，环境清静也方便办公。搬迁当日，他只带秘书和旧手提箱。秘书提醒可以领几件新棉衣，他摆摆手：“补丁不妨碍温度。”一只茶杯被孙子打碎，他立刻让工作人员照价购买。对方说：“小事。”他却强调：“制度不能因为杯子而漏风。”
在审查冤案的档案室，他常一坐就是半天。翻阅卷宗时，他会拿尺子逐段划线，把相关证据一条条列出，再写评语：“此人无罪，当即纠正。”有人觉得他过于执拗，他耸耸肩：“事实面前，没有情面。”一封封平反决定送到老同志家中，很多白发老人泪流满面。信笺上只署三字——黄克诚。
1986年，中央批准他退出领导岗位。告别会上，他没说冠冕堂皇的大话，只叮嘱继任者：“别怕得罪人，怕了就救不了人。”场面肃穆，全屋静得能听见笔帽落桌声。他转身离开，背影微驼，却依旧稳健。
1992年12月28日凌晨，黄克诚病逝，享年90岁。守灵室里，旧茶杯完好无缺地摆在桌角，像一枚小小的注脚，提醒后来者：原则可以很小，也可以大到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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