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历史，我主张抛开正统与立场，先谈人性、人道与文明。因为历史只是一种假象——即便记载再详实，我们也是依靠想象完成对过去的呈现，而往事本身早已不复存在。这种体会源于我的个人经验：我小时候，村里大部分人不识字，看了他们我便不再迷信历史，只相信人，准确说是人性。
人身上有三种自然形成的东西：性、生存智慧和社会法度。这让我意识到，人性左右着文明，有时甚至不必过度迷信“文明”本身。譬如，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环境中，人们的行为逻辑是怎样的？当我们把尧舜禹的传说放回原始环境审视，或许会对《竹书纪年》那类记载产生怀疑。而随着青铜器的出现、生产力的跃升，如商朝那般的社会形态剧变，正是人性在生产力极具提升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反应。我观察到我童年村庄的状态，就仿佛一个原始社会的模板，人们注重聚贤重德，这是人、人性和社会环境自然发生的反应。在一个平面化的生产力范畴内，人基本上还是能坦诚相见，一旦出现生产力分化，人性就开始交错了。
从秦汉到明清，一个根本问题是：没有知识分子和普遍思想的凝聚力，就构建不起统治的基塔。百家争鸣的终点，是知识分子大多走向了法家，好像再来一次还会这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墨家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科学——因为它不依附于帝统。相反，不论李斯、商鞅还是王阳明、曾国藩，只要他们的思想是维系帝统，一切就不能解放和自由，不论说得多么华丽。人类常常困在自己认为“正确”的文明模式里，可能几千年不得解脱。因此，哲学的路还很长，近代哲学非常重要，道德与理性批判一个都不能少。
历史的运转离不开人心。一个社会不论何种模式都需要人心来维系，但中国有一种传统自信，到一定程度他们根本不相信民意，而是迷信于自己的能力。然而，人性总能找到漏洞，所以你轻视的地方就是薄弱环节。人心是堵不住的，看似最严密的模式，对于人心来说或许就是漏洞百出，秦朝与赵高便是明证。某种严密意味着它生命力的死亡，一个死的东西其实是最容易被操控的。
这一切在清朝中后期体现得尤为彻底。乾隆中后期，思想已经散了，只是统治者不易察觉。大奸似忠在乾隆中后期已经很普遍，和珅就是那个最大的果子。到了嘉庆朝，兵部能把大印丢了，官员们若无恐惧约束，便只维系利益。这种现实的气象已经变了，气数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当一个太监要找皇帝的漏洞太简单了，当侍卫们觉得当差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那么越偷懒偷工减料越好时，崩塌便已注定。
在这样的底色下，再看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或许会更清晰。太平天国的兴起，本身就是清中后期导致的产物；而一个以基督为理念核心的组织能很快起势，说明西方文化进入并形成力量已经不可逆转。这其中，民基思想还是能左右大势。有些人批判太平天国，但也要看到，若无曾国藩，清朝可能早垮，中国能早一点赶上明治维新。然而，曾国荃攻进南京后的作为，已与那个时代文明背道而驰。他的哥哥曾国藩所凭借的，不过是护卫儒家“道统”的号召力。这是儒家试图维护其正统地位的最后挣扎。
于是，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不同情清朝灭亡，但是我却同情光绪帝。因为一个人应该具备人性基本的温度。在体系溃烂、人心离散的末世，光绪帝个人的悲剧，是一个“人”在冰冷历史惯性中的无助与挣扎。现在很多人给慈禧洗白，给光绪帝抹黑，我只是想这些人思想精神如何。
评价历史，需要警惕纯粹的主观立场。主观的合理性只能代表一方面。正如喻大华老师所言，甲午战争或不可避免，但是八国联军侵华是可以避免的，少代入主观思想，或许可以客观一点。
中国传统历史里人们不懂这个。而今天，我们或许需要维特根斯坦式的思考，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语言文字或许没有边界，但是人性有。所以，我看待历史，一定会附着人性因素。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试图穿越“假象”，触摸那些真正驱动文明兴衰的、永恒的人性力量与脆弱。光绪帝的同情，正在于此；对清朝灭亡的漠然，亦在于此——因为失去人心的统治，其朽坏本是人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一个社会不论何种模式都需要人心来维系——而人心，需要的是对人性基本的正视，与对文明不断的反思。
大清已经亡了多少年了。我对大清朝的灭亡毫不同情。来现实的气象已经变了。气数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就像结婚和治丧的气氛能一样吗？若不能从宏大叙事走向局部与微观，不能看清每个个体在历史中的真实处境，我们就只能继续在假象中轮回。而突破的关键，或许就在于时刻追问：问题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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