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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去世后,他推动创建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设立纪念室,供校内外人士缅怀刚刚离开人世的杨先生。清华图书馆则在老馆设立“杨振宁书屋”,书屋复原了杨先生在高等研究院办公室的场景,有些物品是原件,如办公桌、图书……纪念这位与清华有近百年情缘的老人。陈列的三百多册藏书选自杨振宁2021年5月给清华大学的捐赠,借助图书、手稿、书信、影像、音视频、场景,我们得以了解杨振宁晚年的工作、生活片段。

与高等研究院杨振宁纪念室背景板贴出的少量图片相比,“杨振宁书屋”展陈的图书、手稿、书信、音视频在内的资料,传递的信息更加密集,那些曾经被杨先生读过的图书,以及他留在书页里的记号墨迹余温尚在,呈现其晚年读书生活的诸多细节,印记其生命黄昏阶段的思想踪迹,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智慧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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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图书馆在介绍杨振宁书屋时,按主题把藏书划分为四类:学术著作、人文典藏、文学作品、校史文献。事实上,藏书的类型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如东莞理工学院的《杨振宁教研楼软装设计方案》,这份设计方案涉及杨振宁的私人空间,如会客厅、书房及卧室的规划,是此前未公布过的杨振宁文献,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生活趣尚和空间美学要求。这个完成于2019年的方案,多处指向他的老朋友熊秉明。会议室安放的雕塑《笔架》原型出于熊秉明,这是熊专门为杨振宁创作的三件雕塑之一,另外二件是《骆驼》和《马》,2016年8月,杨振宁与翁帆将原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熊秉明是杨振宁的老朋友,他们的友情始自上辈。1992年杨振宁七十初度,熊秉明特意写了“七十”送给杨振宁,跋文:“我们七岁时,你从厦门来到清华园,给我看海边拾来的蚌和螺,今年我们七十岁,你在另外的海滩拾得更奇异的蚌和螺。旧话与预言,真实与象征,物理学和矣。写赠振宁。”见证了他们七十多年的友谊,也见证他们在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某种交汇与共识。2002年12月熊秉明在巴黎去世后,杨振宁写下了《追念秉明》,称“秉明是一位极少有的天才艺术家。秉明和我七十多年的友谊也是极少有的”(杨振宁《曙光集》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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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杨振宁教授于南大》,属于纪念册性质,用图片文献记录杨振宁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持续四十年的缘分。与此同类的还有中国物理学会为杨振宁八十岁印制的纪念册,呈现了他深耕的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游与贡献。

学术著作中占重头的无疑是杨振宁从事的专业领域,粒子物理、场论、数学数论等学科经典之作,包括该领域的科学家传记。人文阅读也许是杨振宁书屋中最值得看的一部分,尽管一些珍贵的签名本没有拿出来,陈列的图书还是让人惊艳,难以想象一个科学家的阅读兴趣如此广泛,从《论语》《孟子》《老子》《史记》《易经》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钱穆《国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席勒经典美学文论》《基督的二性》《莎翁戏剧新译四种》。还有钱锺书《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余英时访谈录》,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北岛《在天涯》,梁羽生《笔花六照》,莫言《晚熟的人》,余秋雨《行者无疆》,二月河《雍正皇帝》,亦舒《喜宝》,李娟《记一忘三二》,林青霞《镜前镜后》,平湖月满《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纵横古今中外,从经典到通俗,综合了世间雅的俗的书。这份有点驳杂的读书单,看起来没有规律,作者的出身背景各异,写作指向反差极大,不过,发生在杨振宁身上,就显得特别耐人寻味,也许这正是杨振宁阅读的意义所在。读书单呈现的多个脉络,正如作者的多样性面貌,留给阅读者观察中国社会世相本相无穷的遐想。记得他在《论语》一书“有教无类”一词下画下深深的一道杠杠,如果循着这一思路去看杨振宁的阅读,似乎也贯穿着这样的原则。1985年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过一段话,或许也可理解他无类别阅读的原因:“只有逻辑的科学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且在讨论科学的创造性的时候,这部分不是最重要的。科学的创造不只是以每一个方向去发现与了解那个方向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想象、通过灵感,一下子同时了解每一个方向的规律。”他的读书有明确的选择,但不避雅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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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关怀是杨振宁晚年阅读的一个重要兴趣点。藏书中有多本张爱玲的传记,就我所见,至少有闫红《张爱玲传》(湖南文艺2014年10月)、魏可风《谪花——再详张爱玲》(新北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9月版)、张均《张爱玲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三种。杨读传记,也读张爱玲的原著,书架上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版)、《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关联阅读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杨在张均版张传中做了三十多处标记,其中对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恨情仇读得极为细致,勾勾画画,还在环衬注明其感兴趣的页码,做了批注。杨对于张爱玲及其感情生活的兴趣,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家晚年阅读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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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有一个西南联大时的好友张守廉同出河北唐山丰润张氏。张爱玲的《小团圆》被研究者认为带有自传色彩,书中述及自己的家世,杨在书中寻找线索,索隐张家世系,查证张守廉与张爱玲的宗族关系,甚至为了追索这重关系,跟唐山丰润张氏一支的后人交了朋友。

杨振宁也关注三毛、丁玲等女作家。我们看到他的阅读习惯,往往是“传记+作家作品”的模式。对于三毛的阅读也是如此,藏书里有师永刚等人著的《三毛》和三毛本人的《撒哈拉的故事》,从传记到作品,似乎在寻找与印证什么。对于丁玲这位他曾经有过接触的女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传记读得极为认真,注意到丁玲性格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注意到丁玲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与言论,并注出丁玲生命里有重要关联的人物如沈从文、冯雪峰、周扬、胡风等人出现的页码。1981年8月丁玲应聂华苓之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在美先后见到了包括杨振宁、李振翩、陈鼓应、陈省身、赵浩生在内的旅美华人学者。杨振宁和丁玲并不熟悉,阅读丁玲传记也许弥补了某种缺憾,算是对流金岁月的另一种怀念。

晚年的杨振宁关注曾经一路走过来的求学伙伴与同学。张新颖《九个人》出版于2018年6月,讲述沈从文、黄永玉、路翎、穆旦、巫宁坤、熊秉明、萧珊等九个知识人在经历时代动荡波折后不同的命运走向。诗人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他们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穆旦表现激进。穆旦妻子周与良后来回忆:“许多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永恒的思念》,《穆旦诗文集》第一卷,5页)在哥大期间,穆旦选修俄语和俄国文学,这份热情和他对新中国的期待相关。归国后的穆旦历尽磨难,于1977年黯然离世。《九个人》中关于穆旦的描写,大概引起了杨振宁的感慨,他在自己的名字下划了一条线,并在“研究中国问题小组”方位画了一个箭头,没有留下文字。《原子弹调查》一书,显然和他心系的好友“两弹”元勋邓稼先有关,书屋同时陈列有1971年8月13日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一封信,回复好友向他求证中国原子弹是否由外国人协助研制一事,并表达对杨的深厚情谊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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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里的岁月,夹杂着对远去人影的追忆,有悲欢也有沉思,更多的是对一个渐行渐远时代的怀念。

晚年的杨振宁怀旧,钟情于读那些写求学经历和销磨青春热血的学府生活的书。清华园、西南联大,再后来的芝加哥大学……他书架上的《芝加哥大学发展史》《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西南联大行思录》……就是佐证。而齐邦媛《巨流河》、《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杨绛《杂忆与杂写》、季羡林《季羡林自传》、宗璞《风庐散记》等书某个章节片段,杨振宁和他们有着共同的记忆。他的视线也从中国大学转到对中国留学史的凝视,书架上有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自然杨振宁也把目光投向19世纪后期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学生,那本Leibovitz与Miller合作、1979年出版的英文版《Fortunate Sons》,讲述这批中国留学界先驱的故事,包括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历以及他们后来回国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推动。杨振宁是20世纪中期才走出去的留学生,和前辈相比,他们一辈的留学处境已获得前所未有的改善。在寻求书中的知识点时,杨先生也像普通阅读者那样,借助“度娘”了解背景,并写下了“ <留美幼童> 百度”字样。此外杨先生还对封面照片人物做了识别。对于整个留学生群体的关怀,大概不能排除他作为近百年留学大潮中一员的关系,也是由他年轻时的经历决定的,这种经历又唤醒了他的历史感。我在端详这个主题时,发现杨先生的阅读逻辑,从个体到整体,层层推进,对每本书的关键内容都作了备注:留学生史——群体研究与个案传记是交替的,穿插大量的外围阅读,并关注同时期的日本史与亚洲史,尤其重视一水之隔的日本,有关日本近现代转型与日本国民性的书不少。把日本置于整个亚洲史中去观察,主线或许仍然落在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阅读呈现清晰的精神性和线路图。我想钱锺书那部带有隐喻的小说《围城》事实上也可视作类似主题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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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长春》是杨振宁阅读中少有的另类,尽管杨先生的藏书中有《被遗忘的年代》一类读本。长春是1948年解放东北的重要一环。解放军通过围困长春迫使守将郑洞国投诚,打开了解放东北全境关键一步。这本书与杨振宁阅读中的“女性关怀”与“二十世纪中国大学”“留学生史”都无关,却涉及他的岳父杜聿明将军。如是,我们大致能够聚焦杨振宁晚年读书生活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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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杨振宁书屋徘徊时,好几次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杨先生晚年的读书是如何选择的?还有,他通过什么途径买书?偶尔从书架发现《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随手翻阅,在这本书的“龙旗插上东沙岛”一章,夹有一张“当当网发货清单”(上图中下二图),时间显示“2010-08-27”,清单上罗列的图书有:《通往奴役之路》《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6本书,总共花费了118.10元。这张单子部分回答了我的疑问,即88岁时的杨先生也托助手用网购的形式买书。这本《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年2月份出版,杨先生当年8月就购读,可谓及时。环衬也留下了他笔迹迟涩苍老有点厚重的阅读记号。

2025年11月27日于北京北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