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雅鲁藏布江畔的清晨冷得出奇。新兵张少松站在河谷口，怀里揣着父亲从长沙寄来的旧笔记本，薄薄的几页纸在风里哗啦作响。十七岁的他不清楚未来会把自己带到多高的山、跨过多宽的河，但他记住了父亲临行前的一句话：“碰到难处，先想着别人。”这句朴素的嘱托，后来几乎贯穿了他全部军旅生涯。
时间快进三十五年。1985年8月，身披少将军衔的张少松受命出任西藏军区政委，重新回到高原。西藏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氧气稀薄，刚到拉萨的第一夜，他照例让警卫拉开窗帘，盯着满天星辰看了好久。对年轻参谋的劝告——“政委，先休息吧”——他摆手：“基层官兵在边防帐篷里也就这点空气，咱先适应。”一句话，没人再多劝。
张少松的成长轨迹颇为罕见。祖父张克振当年挑煤谋生，后来追随太平军；父亲张秉义曾在北大读书，1925年加入国民党左派，又给冯玉祥做过宣传科长。家学与战火混杂的环境里，张少松自小听得最多的是“天下没有白吃的饭”。1949年底，湘赣交界刚插上红旗，他抢先报名入伍，随后参加广西剿匪、西藏平叛、对印、对越等多场战事，大大小小的战功写满了军籍册。不同师团的干部回忆起他时，口吻惊人一致：脾气不急，做事不松，喝水都想着哨所新兵喝没喝上。
调任西藏后的第二周，他在山南军分区会议室第一次给机关干部“泼冷水”。会议只谈三件事：高原缺氧、边防缺电、家属看病难。他把三件事写在黑板上，一字一句：“谁要是认为这些是基层自己的事，可以直接离开会场，没必要浪费时间。”场面静得只剩粉笔摩擦声，有参谋事后感叹：“那天才知道政委是玩真的。”
一件小事不胫而走。边防团管理员沙际宽家属患骨髓炎，军区批了转诊，但机票紧张，两口子卡在拉萨招待所二十多天。沙际宽憋到极点，硬着头皮冲进政委办公室。房门刚合上，他连敬礼都顾不上：“张政委，我媳妇怕是拖不起了。”张少松把茶杯往旁边一放，只说了六个字：“办法总比困难多。”随即给办公室打电话：“最近一次军航，优先他们。”又写了封亲笔信交成都军区总医院，请求特诊。第二天，沙际宽扶妻子登机，眼泪当场掉下来。后来修建的“边防家属绿色通道”制度，就源于这段插曲。
张少松对基层的敏感度，常常让机关人员吃惊。1986年3月5日，他的案头出现一封边防第二区通讯总站余文金等人联名写来的信。几位战士把三年没修的危房食堂讲得清清楚楚：雨季穿雨衣做饭，刮风尘土直飘到灶台，伙房随时可能坍塌。信末一句夹着火气：“若能修礼堂，何以不能修食堂？”有人提醒，这是批评信，其他单位也收过，却大多压了下去。张少松把皮椅往后一靠，笑了：“敢批评，是好事。”
当天下午，他把后勤、工程、财务、作训等部门叫到会议室。墙上挂着的那块白板被他用红笔圈了三个字——“危房案”。会前没人拿到完整议程，有人以为只是研究预算，会议十分钟后便发现情形不对。张少松直接拍板：给第二通讯总站批六百平方米建筑额度，先动工再补文书；必要设备由军区机关让位，经费缺口从本年度改善伙食费里调。有人担心：“政委，这笔钱数目不小。”他抬了抬下巴：“掉一块瓦片砸死战士，赔几份抚恤金，够不够？”
会后，他给余文金等人回信。其中一句流传最广：“我们若让战士冒险用饭，各级领导就是官僚主义被告席上的原告人。”六天后，工程队进驻高原，危房被推倒，地基夯实。第二通讯总站在年底收到全军“安全伙房示范单位”牌匾，牌匾背后的工地编号仍能看见张少松的签字。
有意思的是，同一天，《解放军报》编辑部也收到了那封批评信。编辑电话联系张少松，想了解进展。他只用了两分多钟，把处理决定、责任分工、预算来源说得一清二楚，然后主动加上一句：“贵报若要刊出，请注明军区党委批示，问题已解决。”对话结束，编辑部同事相互望了望：“这位政委，语速不快，却把错先扛在自己肩上。”
张少松的“敢当”并非一时兴起。1962年对印作战时，他在朗县山口带一个加固班抢筑工事。前方火力压制不足，班长请示撤退，他回答：“阵地丢了，后面师部万人要掉牙。”说完第一个跃出掩体。三分钟后，阵地守住，张少松左臂淌血，却仍盯着射击孔。那次负伤留下后遗症，三十年后在拉萨的夜里常旧伤发麻，警卫要他看医生，他摇头：“高原缺医，先照顾年轻的。”
有人问他在西藏最得意的事是什么，他想了想：“不是批了多少工程，更不是拿了多少表彰，而是边防线再远，再难走，战士心里知道有人惦记。”这句话没有写进报告，也没有出现在公开演讲，却在军区机关口口相传。1991年春，他从西藏军区政委岗位离任，打包行李时发现那本旧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发黄，父亲写的那行字依然清晰。他把本子合上，交给秘书：“替我保存，提醒后来的人，先想着别人。”
张少松在高原的几年，没有建宏伟楼堂，也没有给自己修休养所。他离开的第二年，第二通讯总站的新食堂正式启用，炊事班抬来第一锅酥油茶，墙面还贴着一行红字：人命关天。战士们说，这六个字，像极了那个总爱抬头看星空的老政委说话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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